北大这样的情况被反映到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连夜前来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指明内外有别，公开贴大字报属于错误的做法，不赞成这样的方式。之后党委马上判定贴大字报违背党的要求，要求全部揭掉。以后大字报只能贴在指定的小饭厅里。与此同时，听到党委下达的命令后，之前参与贴大字报的学生都紧张了，认为自己犯错误了，各自将大字报揭了下来。那个时候，虽然学生们很积极，但谁都害怕在政治上犯错误，对这些事情是非常敏感的。有些学生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还有的甚至在宿舍里嚎啕大哭。我是做学生工作的负责人，走到学生中去安慰他们：“你们年轻，没事儿。谁都会犯错，知错能改就好了。”
后来中宣部副部长康生把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送到了毛主席面前，6月1日，毛主席亲自批示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赞大字报写得好，表示了支持。而后广播马上播出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社论，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记得6月1日这天下午，我带着学生在六郎庄插秧、劳动，下班回到学校后便听到了广播里的消息。一时间，学校里再次贴满了大字报，这次贴大字报的学生显得更理直气壮了。
“文革”前的风暴
“文革”的风暴到来了。
被批斗，受提拔
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正名”后，学校里的各级干部马上也面临着被批斗的局面。由于我明确表示反对大字报，而且我们系找不到其他领导，我便不幸被揪了出去，要我站在台子上，他们喊“打倒丁民仆”。还出现了一张写我的大字报，题为“丁民仆是人是鬼？”大字报上的说法都不太好听。
其实，我平时做人低调务实，热心公正，大多数人对我的印象还是很好的，要斗我的只是少数人。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始终听从中央的指挥，服从组织安排，而且我身正不怕影子歪，不怕公之于众。斗我的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中央派来张承先（曾任教育部部长）带队，组建工作组，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要求下，工作队要我在全体大会上做了检讨。检讨之后，系里要成立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系文革”），刚刚做过检讨的我被审查通过，经过群众选举，我成为了“系文革”的副主任，算是个革命干部了。
在被确认为革命干部之后，我还有过一次危险的经历。这件事我后来寻思起来仍心有余悸。
“文革”开始后，各种举报材料纷至沓来，其中也有一份关于我的材料，反映我在“四清运动”时被鉴定为“右倾”一事，多亏了我们系革委会里两位同志（都是我们系的学生）对我的信任才挽救了我。其中一个是系革委会主任宗转运，还有一个是系革委会委员王世一。收到举报我的材料时，他们特别气愤，直接把材料撕了个粉碎，嘴里还喊着：“我们老丁是好人！”后来听到此事，我心里特别感动。
那些检举我的就是“四清工作队”中极左的人，他们同时还去我们当时搞“四清”的怀柔县的县政府造反，把那里的县委书记李晓章整死了，斗争十分残酷。说实话，如果那份材料转到了对立面的手里，不把我整死也会打成“假左真右派”，这两个同志在关键时刻相信我的为人，坚定地支持我。他们对我的信任和肯定我永远铭记在心。
串联之行
“文革”时的局面很混乱，中央的指示也是变幻莫测，人们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想紧跟也无所适从。
比如1966年串联开始，中央号召串联时我们需要开介绍信，不让串联了我们便不开。记得串联后不久的一天，有些“积极分子”在学校里游斗各系“有问题的”的干部、教员，还给他们戴高帽。工作组的人员一下就紧张了，把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组织力量把运动压了下去，参与运动的“积极分子”受到了批评，有些还被整了，但具体后续怎样我便不得而知了。
7月底8月初的时候，江青时常来北大，其中只有一次我亲身经历了。那回，江青在校园里边走边喊：“革命的跟我来，不革命的滚开。”7月26日，在校园大操场里召开了全校万人大会，会议由江青主持，还有康生、陈伯达等人。会议中自由发言，之前被打压下去的“积极分子”找来一些人上台发言，批判工作组。最终，江青认定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运动路线，将其撤销。
运动起来后，工作组撤离，“校文革”的聂元梓也管不了激情澎湃的学生，北大持续混乱。不久后，社会上出现串联，并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支持，学生们纷纷走出校园，混乱的学校反而平静一些了。我和其他几位党员留在学校。当时我们系有个老教员被作为特务嫌疑人（简称“特嫌”）控制，每逢五一、国庆等节假日，学校保卫部都会把教工支部的保卫委员叫去开会。举报那人是特嫌的材料是他的一个曾在重庆的中学同学写的，支部保卫委员提议趁着大串联的机会，把那位老教员的问题弄清楚。身为系党总支负责人的我思忖这确实是个问题——若以后运动来了，特嫌的名号斗起来可能命都没了，若是不说，我们则可能被冠上“包庇反革命”的名号。思及此，我和另外3名党员带着介绍信也离开了学校。
离校后的第一站是上海，印象中那时火车票非常紧张，车厢里也异常拥挤，置身其中的我们感觉五脏六腑都被挤错位了，特别痛苦。我们其中的一位党员本来身体不太好，这样一来更承受不住了，正巧他家在上海，便留下来了。而我们余下3人在上海看了几天大字报后又开始步行前往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在欣赏了韶山风光，领略了韶山文化之后，又去广州看了几天大字报。我们原计划乘船到广东江门，再坐汽车前往湛江，可以请我在湛江的同学照应一下。但等了几天后发现买不到车票，我们临时改去了桂林，看看“文革”期间贴的大字报，也欣赏了桂林的美景，之后准备前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重庆。
去重庆的火车票在我们千辛万苦的努力下终于领到了，但一到火车站，那拥挤的人潮不禁让人却步，偌大的火车站里人头攒动，站台里再也容不下半个人。同行的另外两名党员选择了放弃，但我做事一向认真，绝不半途而废，一鼓作气冲上了火车。车厢里依然拥挤万分，我只能躺在座位底下，憋闷得很。第二天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又爬到了行李架上，反倒觉得轻松了些。两天两夜之后，我终于到达了重庆。
饥肠辘辘的我下了火车没有饭吃，只能找旁人要了一个瓶子，装了点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水饱。按照材料上的线索，我顺利找到了写材料的人所在的饮食公司。我还来不及高兴，便被泼了一盆冷水，只听饮食公司的人员对我解释：“你早来一天就好了，今天晚了。我们的档案昨天已经被红卫兵封起来了，打不开。你可以去公安局看看。”于是，我又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往公安局。
在公安局，我看到了相关档案，有关我们那位老教员的案子已经被全部否掉了。看到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但因为处在“文革”中，公安局也不能随便给我开证明，便没能得到一份明确的纸质说明。可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公正的结果，若是以后那名教员被整，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担保他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