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也确实如此，正是有了此次重庆之行的未雨绸缪，1968年工宣队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的整人运动时，我才能够底气十足地为他担保：“这个人没有问题，重庆市公安局已经结案了，否定了这个案子。但是我没有拿到材料，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取证。”运动激烈时已经不太可能取证，可正是由于我的担保，工作队特意派人前往重庆调查，证明我所言不假之后就没有动那名教员。他本人一直不知道此事，2010年时安然离世了，这已是后话。
再说当时，了结了心中的大疑惑，我又陆续走访了重庆一些地方。各大学校的大字报、白公馆、渣滓洞我都参观了，整天行走在重庆这座山城里，我的身体十分疲惫，但精神却愈发充实了。后来听广播号召各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我又急忙赶回北京。
串联之行
结束了近40天的串联之行，我重新回到北大。学校的变化不大，只是多了许多外地来搞串联的人。作为“文革”的“发源地”，许多外地学子纷纷涌向北大，校园的马路上睡的都是学生。再次回到我熟悉的校园，我不禁感慨“文革”串联所带来的影响着实巨大。
其实早在前往重庆“串联”之前，我还曾经去过东北。当时校文革的副主任（原来的人事处副处长）找到我，说我们有个学生在沈阳。受周总理指示，要我们把人找回来，让我带了两个红卫兵（都是我们要找的人的同班同学）去。知道是周总理的指示，虽然不明白为何找那人，但我的行动非常积极。
辛苦来到沈阳后，我们到沈阳医学院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找人，那里的女学生告诉我：“这个学生在沈阳市中心大街上喊打倒刘少奇。我们沈阳市都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所以我们才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的。”我这才明白事情的原委。不过我的任务是把人带回北京，既然学校里没有，我又去了那人的家、所在居委会，可都没有发现那人的踪迹。无奈之下，我只能重新找到医学院。这次，我自“造反派”的口中得知那人曾经和他们在一起，不过我去时已经前往吉林、黑龙江等地了。天大地大，这让我如何寻人？最终，我只能带着消息回学校复命了。
再次被查
串联结束之后，1967年1月时，学校里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各种战斗队。系里的学生、教员也有了这样的组织。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找我商量：“老丁，你的影响力大，也拉一个队伍吧！我们都支持你！”但我拒绝了：“党员有党组织，党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事我不干。”筹办建队的事也因此未能实施。
后来“校文革”将校内这些小团队联合了起来，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各系成立战斗团并编号。我们地球物理系的代号是16，名叫“红16团”。公社成立后发展队伍要进行审查，我们系的“红16团”提出3个人不许加入新北大公社，其中便有我一个。我本人对这事无所谓，但有些为我抱不平的同志们四处发传单，询问不让我“入社”的原因。
此事一连辩论了好几天，那些想把我搞臭的人说我是“草包文革”、“劳保文革”，说我调查黑材料整群众，抓住我前往沈阳、重庆两件事说事。可普通群众并不知道沈阳之行是总理委派的，也不知道促使我前往重庆的那名教员是特嫌，这些事情我也不能说。于是辩论僵持了好久，支持我和反对我的人各不相让。
后来新北大公社分裂，反对聂元梓的一派独立出去，我们系“红16团”里的主要力量也都分离出去了，改名“井冈山兵团”。至此，围绕在我身上的争论也结束了。
可不幸的是，随着北大和社会上两大派的接连产生，江青公开支持“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使两派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文革”的动乱愈发激烈。
“文革”愈演愈烈
我们系的系主任苏士文和王光美是同学。“文革”开始以后，我们系里的一些学生抄了他的家，发现有王光美的照片，于是，有人秘密写信给中央，告发了这件事。
此后的一天，“校文革”的人把我找去，给我看了一张介绍信，信上写着“兹派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来取苏士文的档案”。李讷并没有来，而是两名解放军和我一起去了档案室。当时管档案的还是学校的老干部。我在学校是有一定资历的，没有我的带领那些人根本取不出档案。档案取出来后，那两名解放军要求我带他们去找王光美的照片。于是，我又带他们找到了抄家的学生，可找了半天也没能翻出照片，解放军只得带着档案离开了。
后来晚上我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系里有人找我，让我赶快去。我回到系里后，他们让我看了一份“中央文革”的文件，上面有江青的批示，指明要将苏士文“群众扭送，拘留审查”。他们告诉我已派人到他家，苏士文不在家，去的人在他家等着呢！苏士文被带来后，上面要我宣布他是特务，要送到公安局去。我按照要求做了，之后还拉到全校大会上批斗。其实这些都是“校文革”已经定好的。
会议结束后，楼外等候的吉普车应该马上把苏士文带走，但我下楼查看的时候发现车子还停在原地，便问车上的人员：“苏士文哪儿去了？”
“群众拉走游斗去了。”
听到回答，我心想：“这哪行？他身体不好，出了问题怎么办？”于是，我坐着车子急忙追了上去。追了好久，直到学生宿舍，我依稀看到一些学生拉着躺在地上的苏士文，正在纠斗他。
我大跨步下车，大声呵斥道：“你们怎么这么干？人家身体不好，你们赶快停下来！让他上车。”
学生们听了我的话，不好继续为难苏士文，只得放他乘车离开。其实只是为了查王光美的事，苏士文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可那时听到谁是特务，学生们都会很激动，何况还是江青让抓苏士文的，事态很难控制，要是我没能及时把苏士文拉上车的话，可能那天他就死了。后来“四人帮”倒台，苏士文被放了回来，我们还很和睦地互相打招呼，我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他，他也理解我的行为，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文革”时期的好多行为都是受形势所迫，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我仍竭力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
以前“肃反”的时候，我们系的一个老教员自己主动交代了一些事情，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个教员在“文革”中身患癌症，住进医院，但可悲的是，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谁也不敢和他走得太近，甚至连他的亲戚都不敢去看他。
我认为不管怎么样，这位老同志还是我们系的教员，作为系里的负责人之一，我应该关心他。于是，我一个人前往医院探望他，那位老同志见到我后激动得嚎啕大哭，一直向我道谢，感谢我能在他危难的时候看望他。于我来说，这只是我应该做的，我只希望自己渺小的力量能够让身处“文革”恐慌之中的人们感到一丝的温暖，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会带我们走出动荡的阴霾。在我看望那位老教员后不久，他便去世了。我还到他家里看望了他的家属，并按国家规定发了丧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