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展至后来，北大两派学生甚至开始了武斗。两派学生各占一块地盘，互相抓人。斗争激烈时，北大过去民兵训练用的武器库都被打开了，学生们拿着枪支抓人。清华大学也有武器。后来我们地球物理系也参与了抓人。搞了一段时间后，武斗的那些人自认为从对方口里得知了一些消息，“斗争”取得了成绩，但我一直不以为然，不支持靠暴力获得的口供。
继北大、清华两校的武斗开始后，其他许多学校也先后开始了武斗，场面难以控制，后来工人阶级登上了学校领导的位置。我家离清华大学很近，有一天早晨，我突然看到门口的马路上全是工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把清华包围了，而彼时的清华校园内正在进行武斗。工宣队成功包围清华后，派人找校方代表谈话。双方达成共识后，工人们冲进清华校园，制止武斗。之后北大也有工宣队前来制止武斗。
工宣队进驻以后，两派都要服从他们的指挥，联合闹革命，称作“大联合”。而后革委会成立，又要我做检讨。当时我还没想到，革委会要重新推选领导干部，两派的大部分学生都选举我担任系革委会的副主任。在检讨之后，我满心惊讶地成为了系革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由工宣队队长担任。
1968年底，也就是在我检讨完，被提拔之后，是学校里最紧张的时期。当时要清理阶级队伍，1966级的学生已经分配出去了，学校基本空了。还在校内的师生员工被集中到一起，不许回家，严格审查历史问题。那段时间学校内整死了几十个人，情况十分惨烈。
“文革”愈演愈烈
这种整人的事情我不参与，但作为革委会副主任，我不能什么事都不干。因为之前管理过食堂，对食堂事务很熟悉，我就以抓伙食为名，天天下食堂，和食堂大师傅的关系都非常好。可工宣队队长（系革委会主任）看到这样的情况不高兴了，还狠狠地批了我一顿：“你什么事也不干，辜负了广大群众的希望，辜负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希望！”后来北大大部分员工要到江西干校，工宣队就决定让我去，多亏了我的一个同学帮忙。他说：“不要让老丁去，他爱人身体不好，家里还有老人、孩子，我没有负担，我替他去。”我心里一直很感激那个同学。
没有去江西干校，我依然是系里的负责人之一，处理系里的各种事务。
下乡和拉练
1969年底，北大师生大批前往位于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劳动。我们留校的人也不轻松，说要准备打仗，留校师生要到农村去备战。我们全系师生来到大兴县魏善庄公社的王各庄村，在那里安营扎寨。这次我仍负责群众生活，主要管伙食。为了抵御寒冬，我们挖菜窖，贮存了很多大白菜。但大白菜还没有吃，我们就回校了。
回校不久，学校又组织拉练。从北京出发，一路经过密云、怀柔、延庆等地，走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管伙食更苦，我和带着厨具、食物的炊事班要走在大家后边，但到用餐时间又要急忙赶在最前面，在队伍到达之前准备好所有人的饭菜，十分辛苦。
第一站是东郊机场（现在的首都机场）南边的南皋村，第一天拉练时大家还都精神兴奋，体力也很充沛，不觉得有多难熬。但第二天我们便意识到了拉练的艰辛，从东郊机场走到顺义北边的马坡，我们都是满脚的大泡。队伍中有些有经验的解放军，他们教我们用针捅破泡，把里面的水放出来，之后泡泡脚就能稍微好些，不然还会继续扩大。要是不及时处理，脚上的泡破了感染就更麻烦了。
正在这时，我看到系里一个年轻的同志居然把公共自行车骑去了，不觉羡慕他的“轻松”。可谁想到，他竟然很痛快地将自行车给了我。出乎我意料的是，骑自行车也很累，因为要带着油印机，炊事员也都把行李往我车上放。之后，我和另外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先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密云南边的一个小村庄，想在大部队抵达前做好准备。
大部队步行走小路，我们骑车要走大路。那天刮了一整天的大风，呼啸的风声在我耳边“呜呜”作响，自行车根本骑不动，我们两人只能费力地推着自行车，带着沉重的行李前行。等到天都黑了，我们才找到了要去的小村庄。进村之后发现，步行的大部队早早便到了，饭都吃完了。我真是彻底体验了一把骑自行车拉练的“轻松”。这之后，我再也不愿意骑自行车了，坚持跟大部队步行。
休整几天后，我们再次启程，先去了怀柔的山里，后又来到延庆，之后返回学校。整个拉练过程中，我们休整了两次，从最初的筋疲力尽，到后来的逐渐轻松，我们的身体也得到了锻炼，每天走几十里路不在话下，腿更有劲儿了，人也更精神了。
1973年，我去北京市大兴县的北大“五七干校”劳动。我们在那里劳动了一年，虽然劳动很累，但大家都感觉心情愉快，情绪很高。“文革”期间，学校里各种运动、斗争不断，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别人抓住“把柄”，就要做检查，被批判。可来到“五七干校”后，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感情更加亲密了。
大兴县的北大“五七干校”下分几个中队，我在其中一个中队担任副中队长，负责生产，劳动都是我带着大家干。我们中队的同志都相处得非常好，互助互爱，感情融洽。彭佩云（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批判的三人之一）也在我们中队，老太太表现很好，和大家都很熟络。
在那里，我们自己动手种地、养猪、养鸭。有些同志不太会种地，我这个农村娃还带着他们一起做。夏天天热时，我们吃着自己种出来的甘甜多汁的西瓜，连夏日的酷暑都仿佛被驱散了，心里更加满足。
1974年，在北京大兴县天堂河北大“五七干校”合影（前排右一是丁民仆）
记忆1976年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自1966年伊始，持续了10年，直至1976年，这场动乱终于结束。而终结“文革”浩劫的1976年还发生了许多让人永生难忘的事情。
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北大党委在是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保卫工作会议，时任保卫委员的我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理去世后的保卫工作——如何防止群众起来闹事。开会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不明白为什么在人民的好总理离世之际，第一时间召开的是这样一次会议。开会回来后，我要向其他人传达会议内容，传达的时候，我心里压抑许久的伤痛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后来学校指示，不许开追悼会，不许设灵堂，但大家怀念周总理的悲痛的心情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当时我在系里的一个小工厂里任厂长，工厂在学校的物理大楼里。物理系的师生不顾学校的禁令，设了一个灵堂，工厂里的人、我们党支部的人全体去吊唁。这次吊唁没有向上级汇报，也没有向任何人请示，只当是了却我们的一桩心愿。
之后的清明节，群众们自发聚集到北京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吊唁周总理。北大禁止师生前往，但我心里实在迫切地想要感受群众们的心情，用我们仅有的力量永远缅怀我们的好总理。于是，我私下去了天安门，之后悄悄返回了学校。事后系里开会追查天安门悼念一事，我没有说出来，这是我惟一一次对组织不忠诚，但我并不后悔，去天安门缅怀周总理是我内心深处最迫切、真实的愿望。这位一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好总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