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文革”10年的动荡波折，人们对四人帮的不满已经到达了极点，但还都不敢随便说话。当时我们工厂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大家时常会议论一些外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哪儿贴了江青的大字报之类的都听到过，江青倒台后我们都欢欣鼓舞。党员里面有位耳朵不好的老同志事后对我们说：“当时你们议论我都听到了，但查到我的话，我就说没听见。”那位老同志也是大学里的教员，几乎身边所有的同志都对江青非常反感，好在最后“四人帮”被粉碎，“文革”这场浩劫也得以结束。
同年还有举世震惊的“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唐山彻底被毁，数以万计的家庭破碎。记得那天夜里，我睡得半梦半醒时突然感觉地在震动，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感觉可能是地震来了，我急忙抱着孩子往楼下跑，不敢在家待着。我妻子从她们单位拿回一块油毡，我们就在外边搭棚休息，邻居也和我们住在一起。
当时我们也都不上班了，北大各个居住点的教员分别组成了抗震领导小组，我也是成员之一。每次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及时通知大家，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确保人员安全。
在这期间，我们的教员还利用系里小工厂的设备研制了一个测地震的仪器。为了生产它，我们跑了好多地方，去买需要的各种材料，最终制成的仪器销量很好，让工厂赚了一些钱。
紧随其后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举国哀痛。我们还去灵堂祭奠毛主席，对主席逝世的难以置信和确认后的悲痛冲击着我们的心灵，这位带领我们成立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文革”过后新开端
1977年底恢复高考，学校招生办公室需要人员帮忙，我便临时调入了招生办。
我参加了两届新生招生。第一次是在北京，各系自己派人选学生，我是总负责人。第二年我作为招生组长，带着两个人一起到江西招生。
初到江西，人生地不熟，招生遇到了一些阻碍。我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江西省招办相关人员并没有把成绩第一的那名学生的档案交给我们，而是有选择性地给了我们一些他们想要送入北大的学生的档案。对此，我非常愤怒，也不愿就此妥协，打电话给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祥。张校长听完我的陈述，坚决地表示：“不行，您盯着，非要他（指成绩最好的那名学生）不可！”
有了校长的支持，我的胆子大了，第二天也不办公了，直接带着个饭碗坐到江西省招生办公室门口。招生办的主任还是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平时不怎么来，但正巧那天看到了我们。
他知道我是北大负责招生的人，调侃我：“你们坐在这儿玩？”
“我们没有事干了。没有材料，我们看了不满意。”我态度很坚决，“我知道你们还有档案，并没有全给我们。”
后来，那个招生办的主任回去后反映情况，最终乖乖地把档案交给了我们。这是我在北大招生办工作的一次胜利。
拨乱反正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动荡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1978年底，中发（1978）55号文件确定“对原划右派，凡属错划的，要实事求是地作出改正结论”。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我十分认同这一做法。系里决定让我负责北大地球物理系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同志的平反工作。
我主动联系我们班在校的党员，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会，说明中央要为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的决定，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有了群众的支持，我更放心了。许多过去被冤枉、错划的同志回来找我，我都认真回复，核对情况。拨乱反正也不是说把全部记录通通改掉，我要调出每个人的档案，逐一核对，确定是错误的重新定出改正结论。我们系教员、学生的材料整理好后，很快交到了学校。与此同时，学校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专门负责全校的“右派”改正。我也被调到学校，成为学校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
后来有一个农村妇女来到北大，说自己的弟弟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回到安徽老家后，在农村被整死了。那名妇女要求我们去安徽给他弟弟平反。学校了解情况后，马上派了我和另外一个人和她一起前往安徽。第一次来北京，预想为弟弟平反的道路会十分艰辛的妇女没想到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不停地感谢我们。来到安徽，我们把带来的平反材料交给了地方组织，为那名学生平反，事情至此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果。因为那名学生被划成“右派”，他家属的生活也都不好过，始终背着一个包袱。我同情他们的遭遇，临走之前代表学校给了他们一些钱，希望可以略尽绵薄之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此外还有一名浙江宁波的学生——梁世辉，在校被划成“右派”，回家后在“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从监狱放出来后，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只能住在当地的招待所。打电话回学校求援，我和另一名教员连忙赶去，到了之后一看，他只身住在招待所里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可以休息，环境恶劣。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宁波市人事部门去落实政策，说明该同学的问题已经改正，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为他安排工作。不久，梁世辉被安排在宁波市里的职工大学当教员，生活也有了保障。后来，他和当初他暂住的招待所的所长结了婚，婚后给我来信，还附上了他们的结婚照以及他们儿子的照片。照片中的男女十分幸福，我也祝愿他能有个幸福的归宿。
1978年，梁世辉同志婚后寄给我的照片
浙江有好几个同学因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被整死了，所以拨乱反正期间，我经常要去浙江。去给温州一个死于“文革”期间的北大被错划为“右派”的学生平反的时候，学生的父亲非常激动，之后招待我们吃饭，还想带我们四处游览。我完全明白他当时的感受，也为自己的工作能给这些受到伤害的人带来一点心灵上的慰藉而感到骄傲，我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和喜悦的感受，也一直认真对待拨乱反正的工作。
初到气象局
离开学习、工作了25年的北京大学，虽然心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初到气象局，面对人事、工作方面的不熟悉，我安安稳稳、脚踏实地地从零开始。为了进修推荐，求助当初批判过的教授，冰释前嫌是我意外的收获；积极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为气象局的设备更新和人才培养赢得了启动资金；制定气象专业教学大纲，制定人才需求预测，组织教学评估，为祖国新一代气象人才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12年的气象工作，我赢得了许多殊荣，备感欣慰。
退而不休，发挥余热。耳顺之年学习建筑，北大方正大厦的认真监工，地产公司、会计事务所的谨慎预算，为我的晚年生活开辟了新天地。
回首往事，人生像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有成就，有坎坷，有感动，也有遗憾。我将这些用文字记录下来，只希望后代子孙也能够感受这种精神，从中学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