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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守望者--丁民仆回忆录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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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在北大校园里两派的影响还存在,我夹在两派间不受重用,感觉自己无用武之地。虽然当时还有出版社、招生办公室、物理系等许多单位要我,但在北大待了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我自己也想换个环境,找个能够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做工作的地方。正巧我的同学了解到中央气象局科教司正要人,便推荐我去了。

过去我一直在基层工作,而气象局属于中央领导的部门。来到新的单位也有新的问题。初来乍到的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特别是在“文革”之后,两派斗争导致单位内部不团结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问题我在政治运动最敏感的北大看得太多了。工作重新开始,我也一切归零。

在和新同事相处时,我都一视同仁,不会随意听到一些流言就做出偏颇的判断。有些同事外向,对我很热情,我以礼相待;有些同事还在观望,我也和他们好好相处。时间久了,大家也明白我是怎样的人,都对我很好。我的直接领导朱刘龙对我也很好,非常欢迎我的到来。朱司长比我大6岁,是个老实人,为人正派,待人真诚,对我帮助很多,我很感激他。

 

2008年9月10日,在怀柔雁栖湖与直接领导朱刘龙(中)及同事于守忠(右)合影

除了同事相处,专业对我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在气象局下属的科教司工作,主要负责教育方面(中央气象局管辖的3所高等院校,十几所中专院校)事宜。最重要的就是每年年底做好全年总结和第二年的工作计划,日常工作多是处理一些财务计划(每个学校的拨款数额)、基建计划(学校的建设问题)、招生计划(各校招生的生源、数量)等。计划这部分内容我还比较得心应手,处理起来困难不大,难的是教育方面。教育要改革,时常会开会,商讨教材的更新,要准备哪些教育检查等,这些于我就相对陌生了,需要我重新学习。

此外,气象局里上下沟通都是公文,平时还要读国家教委和气象局的文件,这些东西我不懂,要慢慢学。特别是起草公文,每一种文体都有不同的格式,已经48岁的我要从头学起,困难不小,但我没有气馁,仔细研究每一种公文的写作方式,斟酌用词。通过我的不懈努力,我在拟写公文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毕竟不可能一步登天,在应对一些大型活动的公文撰写时我仍有困难。比如每年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时,教育方面要做一个报告,需要我事先准备好领导的演讲稿,还要列出具体的方案和计划。这对我就是一个困难,但我虚心请教别人,全力完成工作,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不久也都能适应、完成这些工作。

进修求助释前嫌

1980年,我来到中央气象局工作,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都想出国进修。出国进修学习的事情归教育部管理,也给了气象局一些名额。气象局已经选好了进修人员,材料也准备齐全,可却不知道应该去国外什么地方进修,需要一些有名的专家推荐,国外才能接收。

这算是我接到的第一个临时任务——回北大请著名的气象教授谢义炳。我过去曾经批判过谢教授,不知他对我什么态度,此次真是硬着头皮接下任务的。

找到谢教授,我诚恳地请求:“谢先生,我要请您帮个忙。我们气象局得到了几个出国进修的名额,也选好了人,但没人推荐,请您给我们帮帮忙。”说完此话,我以为会遭到拒绝,但没想到谢教授慷慨地应允了。

他说:“行!北大毕业的我管推荐,别的学校的我不能推荐。”这点完全可以理解,谢教授推荐自己了解的学生无可非议,能获得他的应允已让我充满意外之喜了。

没想到谢教授最后还很有风度地对我说:“老丁,我们两个人过去有问题,现在一笔勾销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请求,不仅解决了气象局人员出国进修的问题,还化解了我和谢先生曾经的矛盾。

谢教授的风度让我很佩服,也很感动于他能理解我当时的处境,不计前嫌地帮助我。

有了谢教授的推荐,气象局的4个对象很快得到国外有关单位的同意,被接收出国进修了,两个去美国,两个去英国。其中还有两个是我的同学,他们接到通知后十分惊讶:“我们没有请谢先生推荐我们啊?”后来知道是我请谢教授推荐他们去进修的,他们都非常感谢我。

后来根据教育部统一的规划指示,高等学校气象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都由我们部门负责起草制定,我负责分配具体哪个学校负责哪几个专业教学大纲的起草,起草好之后还要进行评定。评定会议在南京大学召开,我特意请来谢教授主持会议。

谢教授很高兴,还带去了4名北大业务能力较强的教授。会议中,谢教授积极负责,分配给他的任务都出色地完成。最后会餐时,坐在主位的谢教授还热情地把我和另一名北大毕业的女同志(时任江苏省气象局科教处处长)拉到了他的左右两边,和他一同进餐。

此后,我和谢教授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能够和谢教授在十余年后重归于好,收获一位老学者的竭诚以待,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争取贷款

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我国经济还很落后,加入联合国后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都打通了,也可以争取世界银行的贷款了。彼时,由农业部牵头,联合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共同申请贷款。气象局争取世行贷款的具体工作由我负责。我们科室下的南京气象学院、成都气象学院、气象科学研究院是3个支出比较大的单位,每个单位的申请都在200万美元左右。

申报贷款的时候不能只报贷款金额,还要列出具体的项目内容、资金分配等。当时最缺的是计算机,国内只有北大自行生产的一种大型计算机,率先应用在了气象方面。虽然每次新的计算机生产后,气象局都是率先使用的,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先进的计算机。此外,当时我们国家并没有气象雷达,而国际上有一种多普勒雷达,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是气象局急需的设备。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气象局下属三个单位购买了几台百万次的计算机,还有几个多普勒雷达。

贷款下来的资金除了用于购买设备,还有一部分用在了人员培训方面。不少人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了培训的机会,对他们日后更深入地把握气象工作有很大帮助。

 

1988年,中国气象局教育处部分同志合影

(左起:邓金宁、徐嘉行、万平、丁民仆、李兆壮)

这次贷款工作我自我感觉还比较满意,任务完成后更让我有成就感。1993年11月11日,我们充分利用贷款资金,创造最大价值的行为还获得了农业部办颁发的证书奖励。

致力于人才培养

国家的各项建设都少不了人才,我在气象局科教司工作时是具体负责教育工作的,更应关注人才的培养。

 

1990年,中国气象局科教司部分同志合影(后排左二是丁民仆)

培养人才的数量应根据实际需求制定,人才需求预测因此显得格外重要。我们通过现有人员情况的分析、未来人员需要的预测,综合各方面条件和要求,制定需求计划,以此作为后期人才培养工作的依据,让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