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便在家乡看到过一些土墩子。过去涨潮时分，人们便跑到土墩子上躲避大水。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岸线不断东移，我家乡附近不再有潮水涌进，这些潮墩也就再无用武之地了。
家乡盐城名字的由来也有一段故事。据说人们最初迁至盐城这块土地时，潮水还时常涌进来，土地里只能长草，不能耕种。无法劳作的人们只有一件事可做，那便是将海水烧成盐。现在的方法就是“晒盐”，即将海水放进蒸发池里，让太阳将海水烤干，再将海水引入结晶池继续日晒，就会逐渐析出盐来。
但当时人们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只能用铁锅来烧。用铁锅烧盐就一定要有灶。人们聚在一起烧盐，每二三里路的范围就有一组灶，附近的人们都用它来烧盐。这合用一组灶的人们组织起来也相当一个村落，灶也就成为后来的地名——有用姓氏命名的，也有用数字命名的。我小时候，当地有一灶、二灶、三灶，也有沈家灶、谢家灶等。
我们丁家也有个丁家灶，我家距离丁家灶有一公里远，只是后来我们从那里搬了出来。记得小时候，丁家的老族长去世，我父亲还带着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这也算是家族里的一件大事了。彼时年幼的我就已经明了自己家族的起源了。
由于海岸线的东移，我们老家不能烧盐了，不得不改为发展农业。为此，我的家乡也挖了很多河。因为仍有海水涌进河里，将河水变咸了，当地人便称之为“海河”。海河里的水是不能喝的。小时候我还常看到，春天日头一晒，田地都是白晶晶的，这就是盐碱地，也是当地土壤的特点。
苏北的家
西乡（即甜河）是鱼米之乡，环境得天独厚，但因为那里开发得早，人也十分密集，所以我家并未在西乡定居，而是去了位于东台县富安串场河以东的海河地区。
那里是个比较贫穷的地方，不像西乡那般富饶，完全是靠海吃饭。水多的时候，我们种水稻；水少的时候，就改种玉米这样的旱作物。
小的时候，我家住的都是草房。附近的田地种不了庄稼，野草倒是疯长，人们便用这些草来建房子，一般人家皆是如此。这样的房子并不结实，台风刮得猛烈时房子都会被刮倒。
有些实在熬不下去的人就跑到外面谋生，如到上海拉黄包车，蹬三轮车，出卖苦力赚钱。
土地贫瘠，但我们那里也有很富有的大地主，住在我家西边的那家就是东台县最大的地主。那家人姓孟，在我的家乡话里，“孟”字不太吉利，人们遇到不好的事情就喊“孟了”，意为“倒霉了”，因此姓孟的不念孟，念“hún”。那老地主叫孟百阳，大儿子叫孟太伯，小儿子叫孟亚伯（就是住在我家西边的地主）。
孟百阳住在我家东边的孟家墩子（在我的家乡，人们把村子称为墩子），距离我家有四五里地远。他拥有一片大瓦房，这在贫穷的苏北是十分了不得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台县富安场有个孟百阳，恶霸海下（海下指海河地区）他为王”。听村里的老人说，有一次村里家家断炊，周围的百姓起来造反，把孟家墩子砸了一次。可有钱有势的孟地主调来官兵，把群众镇压了下去，好多带头造反的人都被罚了。那时贫穷的我家遭到了欺压。
自我家西行100米有条河，河边有一座我们当地很有名的地主庄园，那就是孟亚伯的庄园，是在清末民初时期开发的。据说挖河花了很多银两，弯弯曲曲的河流被称为“九连环”。中间用挖河道担出的土堆了一座土山，“九连环”修建成一个很大的公园。公园里建有孟亚伯的住宅，是别墅式的新瓦房，门和窗户仿造西式建筑修的，我们老百姓都叫它“洋房”。“九连环”里种了许多不同品种的树，甚至连只在江南生长的毛竹都可以在土山上看到，还有专门从国外引进的带刺的洋槐，非常漂亮。在我小时候，“九连环”地区是不让穷苦人随意进出的，直到新四军进来后才对百姓们开放。
盲人父亲
我的祖父、祖母去世得早，身为家中幼子的我没有见过。祖辈的人我只见过两个姑奶奶，其他的便没有印象了。
父亲名叫丁庆余，同辈还有兄弟3人，生活也比较苦。年轻时，父亲一辈年长的3个兄弟都是外出拉纤做苦力的。拉纤是个很苦的活，并不像歌中唱的“纤绳荡悠悠”那般悠闲自在。纤夫们都打着赤膊拉船，身后有个“吵令者”（拉纤喊号子的人）在喊号。船又大又沉，还要逆着风用力，在芦苇丛中行走，特别辛苦。
拉纤时天气热，周围环境也不好，父亲的两个兄弟都得了脑膜炎，最后死在了河滩上。父亲一人只能用芦苇席把他们包起来，带回了家。而我父亲最小的弟弟虽然没有和他们一起出去拉纤，但结婚后不久也去世了（其妻后改嫁）。我小时候就看到我们家地头上有3个单人的坟头，每年清明上坟的时候父亲都会摆些东西祭拜。
兄弟接连去世后，父亲也便留在了家中。因为自家地不多，我们还要租种别人的土地。田地边上搭个棚子，我们一家就住在里面。小棚子里原本没有灶，我们自己在棚子内建了高灶，高灶有烟囱，做饭时的烟顺着烟囱通到外边。但小棚子里还没有窗户，生炉子的烟就出不去了，天气热的时候很容易感染红眼病，我小时候还得过几次，我的父亲便是感染红眼病没治好，最终眼瞎了。
父亲眼盲的程度很严重，到最后眼睛周围都开始腐烂，人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烂眼”。父亲眼睛看不见，走路都要拄拐棍，脾气也很暴躁，动不动便发脾气、骂人。小时候兄弟们不懂事，都离他远远的。
失明后，父亲依然很勤劳，总是闲不住，能干的活他就干。去地里拔草，别人用锄头，他就用手。虽然眼睛看不见，但父亲手里有数，能够把草和庄稼分清楚，有时甚至比我们这些眼睛好的人做得还好。稻田里有一种杂草叫稗子，和水稻很相似，很难分辨。其实稗子的秆和水稻不同——它的秸秆上有细密的小毛，父亲只靠手摸就能区别出稗子和水稻，杂草清理得很快。那时没有水泵，种水稻都要靠人工踩水，用水车把河里面的水抽上来。这些劳动父亲都参加，从来不闲着。
父亲虽然眼盲，但在大是大非方面立场很坚定，我常说他是眼瞎心明。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受到压迫还无处深远，新四军一来，不仅打跑了欺压百姓的国民党，还密切联系群众，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因此，父亲非常拥护新四军。新四军来到我家他便非常热情地招待，高兴地和人家聊天，和对待国民党的态度绝对是天壤之别。
记得有一次国民党抓壮丁，强令我二哥去，父亲便把二哥藏到了几十里外的我姑奶奶家。国民党的保长见父亲不配合，就把他扭送到了富安镇区政府。父亲也硬气，还留下了“遗言”：“要我这条老命可以，想要我儿子去给国民党当壮丁？没门！”三哥年轻时不懂事，和村里的年轻人商量，要去国民党那里当兵，父亲听闻此事，硬是走了二十多里路把三哥拉了回来，坚决不让去。
父亲常对我们讲述国民党是如何欺负受苦老百姓的，只有新四军会为穷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后来新四军来到我家乡，哥哥嫂子们就都出去参加工作了。为新四军办事，父亲举双手赞成，立场非常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