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手艺活也只是副业，收获最大的绱鞋可以缓解家里的生活压力，其他的多是给人帮忙。我们兄弟几人的主业依然是种地，自家地不够种了，就去租种别人家的地，农忙时还会帮别人插秧、踩水等。
兄弟4人中，负担最大的要数大哥。母亲去世后，父亲和我都靠大哥照顾。1941年新四军来到我们家乡，大哥就参军了，一人在外工作，每月只有一百多斤的粮食，要靠这些供养我们，还要照顾大嫂和他自己的孩子，负担很重。1952年，大哥早早地去世了。
大哥去世后，父亲只能跟着三哥一起生活了。三哥丁国群，比我大12岁，为人踏实肯干。他一辈子没能离开老家，就在家种地，但思想进步，有上进心，后来在村里的生产队当队长，也入了党。不幸的是，1979年，三哥也去世了，三嫂和他们的儿子离开了老家，由二嫂家帮忙联系，到安徽滁县安家。自此，我们都离开了老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哥丁国群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嫂和三哥之子丁增铭
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3个哥哥都对我特别照顾，十分疼爱我，从没对我说过重话。我也体谅几个哥哥的难处，能做的事情多细心学着，帮哥哥们分忧解难。兄弟4人共同扶持着走过艰难的岁月。
我的二嫂
在我的哥哥嫂子中，不得不说的就是特别有反抗精神的二嫂王英。
二嫂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后随着新夫一起到江南谋生去了。二嫂的哥哥年纪大些，可以帮着做些事，便随母亲一起离开，年幼的小妹也跟着母亲同行，只留二嫂一人在她外祖母家生活。
二嫂十七八岁的时候，还多是父母包办婚姻，她的舅舅也是好心，想要把她嫁给一个富农做填房，这样可以让二嫂衣食无忧，但二嫂坚决不同意，托人自己找。有一年干旱，河里的水都干了，二嫂和大嫂的妹妹一起打猪草，从干河里偷偷来到我家。当时我刚放学回家，见到人后，母亲让我叫姐姐。二哥为人老实，长得也还不错，二嫂一眼就相中了。之后请媒人下聘，办婚礼，两人就算是结婚了。
在婚姻这方面，二嫂非常有主见。自己选择结婚对象，还请到了他的小姨夫做媒人，获得了两个姨娘的支持。二哥二嫂婚后相处十分融洽，两人感情特别好。
二嫂这个人很能干，村里的人都看好她，新四军来到我家乡后还想让她在村里当干部，但她不肯干。1946年土地改革，家里分到了田地，二嫂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好，坚决跟党走。后来国民党回到我的家乡，一些地方干部变节，二嫂却毅然坚持革命，带着二哥和他们3岁的女儿随乡政府打游击。今天晚上在这儿，明天晚上在那儿，一心闹革命，后来还当上了乡妇联主任。
20世纪50年代初，二嫂独照
1948年，全国已经快解放了，我们家乡这种老解放区的干部要调派到外地的新解放区工作。当时我也眼见许多曾经在家乡积极工作的干部不肯离开家乡，我们称之为“烟囱干部”。但二嫂不一样，她主动报名，申请外调。
二嫂一个农村妇女干部，大字都不识一个，就敢请求外调。那时二嫂已经是区妇女主任了，二哥在二嫂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共产党，在乡农会做主任。夫妻两人把仅有5岁的女儿寄养在一个妇联主任家里，就到外地开展工作去了。
20世纪50年代初，二哥、二嫂和他们的女儿丁林
20世纪60年代中期，二哥、二嫂和他们的儿子丁汀
二哥二嫂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背着行李，非常艰苦。大冬天的时候，碰到没有桥的河，他们不会游泳，就拉着绳子过河。路上还遭遇过国民党和反动会道门的袭击，他们绕小路才走到了安徽滁州。二嫂到滁州当了当地的妇女主任。两年后，即1950年，二嫂才把女儿接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二嫂的做法还受到了当时县委的表扬呢！
1949年，二哥丁国宝和二嫂王英
二嫂对待工作极为认真，1953年2月14日（正月初一），我从扬州去滁州探望二哥二嫂时，发现他们春节时居然把孩子留给别人照顾，夫妻二人都下乡工作去了，特别敬业。那天，我只能和孩子玩了一天就回来了。二嫂原来目不识丁，解放后和二哥一起学文化。学习了一年多以后，二嫂已经能够自己写信看报了，我十分佩服她。
1953年，到安徽滁县看望二哥、二嫂时合影
（前排左起：丁民仆、侄女丁林、二哥丁国宝；后排二嫂王英）
我的哥哥们对我这个幼弟很照顾，3个嫂子对我更是关怀备至。嫂子们都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一般对待，甚至连回娘家都会带着我，从不对我发脾气，特别是二哥、二嫂。1953年刚改为工资制的时候，二哥、二嫂拿的钱也不多，但他们马上给我寄来了150元，我用它买了一块瑞士产的英格手表。能遇到3位贴心的兄长，并得到3位嫂子的善待实在是我的福分。
记忆中的新四军
记忆中的新四军带给我们安宁和自由，带给我们良田和新的生活，我从小就崇拜和尊敬他们，也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成长为这样顶天立地、为人民带来幸福的人。
争分夺秒，私塾学习；小学时光，苦学数学。我利用有限的条件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水滴石穿，铁杵成针，我朝着期冀中的目标前进。
母亲的早逝，私塾的停办，让我不得不停下学习的脚步。回家务农，学习生存的本领，这是我身为家庭一分子所应承担的责任。
小将红心，我带着自己的决心和梦想拥护党的事业。小小年纪的我带头参加土地改革，积极从事社教工作。我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932年3月28日，我出生在苏北这块贫穷的土地上。小时候，家人都叫我伢儿（“娃娃”的意思），直到上学后，家人才按照族谱给我取名。我是“国”字辈的，遂取名丁国钧，但是平日里人们总把国民党的军队称为“国军”，“国军”与“国钧”是谐音，有时朋友叫“国钧来了”，总会吓人一跳。于是，在我第二次工作的时候，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帮我改了名字。过去是“国军”，以后我要做人民的公仆，故改名丁民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这样一个立志成为人民公仆的我，从小便和共产党，和拥护新中国解放事业的伟大战士们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1940年新四军北渡长江来到苏北。陈毅率兵来到了我家乡的西南面，即今日的泰州黄桥。当时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率军包围了陈毅的部队，并在黄桥交战。这就是著名的“黄桥战役”。黄桥战役中，陈毅歼灭了国民党顽固派主力部队一万余人，就此在苏北站住了脚。
当时新四军到我们家来的宣传人员教我们唱歌，有两首我至今仍记忆深刻。一首歌唱的是“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来炕，军队要靠百姓来帮”。黄桥烧饼是当地有名的小吃，现在甚至卖到北京来。当时的老百姓支持新四军，盼望他们打胜仗，担心新四军没有粮食吃，就烤大量的烧饼送给他们，歌曲唱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我学习的第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