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52年去世的，那时我已经到扬州上学了。那年寒假结束，新学期刚开始，家里来电报说父亲去世了。为了专心学习，我没请假回家，学校的领导听说我父亲去世了，给了我15元钱救济费，我全部寄回家了。但是没能回家为父亲送终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心里始终觉得对父亲有所亏欠。
早逝的母亲
母亲丁崔氏是个很好的人，她为人朴实善良，也有农村人的老实能干。
母亲很小的时候父母便过世了，剩下她和妹妹两人相依为命，幼时寄养在叔叔家，最苦的时候还曾上街要过饭。一起走过的艰难岁月让母亲姐妹二人感情甚笃，小时候我常和母亲到姨娘家探望，这是我们家最亲近的亲戚了。
母亲一生育有6个子女，5男1女。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前面的一儿一女都是年幼夭折，最终只剩我和3个哥哥。我比三哥还小12岁。
母亲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家中的事务都是她安排布置，种地、干活都要听从母亲的安排。那时我们家田地并不多，只有七亩多一点，另有几亩地的乱坟场。乱坟场就是当地穷人的公墓，穷人家死了人没有地方埋，都可以埋到乱坟场。乱坟场内长满杂草，我们家人每年冬天收割回来当柴火用。这就是我们家的全部财产了。
我家人口多，父母加上我们兄弟4人全靠这几亩地养活。后来兄弟们结婚生子，人口就更多了，家里的那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我稍微大些后，又租种了别人家的十余亩地，粮食才勉强够我们一家人吃。农忙的时候，每天中午我们能吃上一顿干饭，所谓干饭也不过是棒子渣、麦子渣，早晚便只能喝稀饭。春天时若是一天三顿都能吃上稀饭就已经非常不错了，饭不够吃的时候我们只能到周边挖野菜煮来充饥。整个大家庭能度过那些艰辛的日子，都是靠着母亲精打细算才支撑下来的。一个女人挑起一个家着实不易。
除了安排家中所有人的活计，母亲自己也非常勤劳，她既要做田地里的农活，还要操持其他的家务。母亲也养了母猪，下了小猪好卖钱，这活儿非常辛苦。她还会做豆腐，把家中的黄豆泡好，让父亲磨成豆浆，再做豆腐卖。给地主家当奶妈的活计她也做过。在年幼的我眼里，坚强的母亲仿佛永远都打不垮，压不倒，永远在为我们的家而奔波、劳碌。
母亲为人正派，脾气又好，不爱说话，从没和人闹过矛盾，可这样好的母亲却在我10岁那年离开了我们。
那是1942年7月最热的时候，母亲在玉米地里干完活回来就休息了。当时三哥当民兵出去了，我和母亲睡在三哥的床上（我从小一直跟着母亲睡）。第二天早起，我发现母亲没有在我身边，过去一看，原来母亲生病了。但当时我年纪小，也不理会，并未觉得母亲病得很严重，就继续上学去了。晚上回来后，见母亲还病着，我便自己睡到了三哥床上。
当天夜里，我隐约听到家里有人说话，尚未完全清醒的我走到母亲那儿一看，大家为什么都围在母亲床边啊？年幼的我依然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母亲渐渐阖上了双眼，床边的兄弟们都哭喊着叫“妈妈”，我也跟着喊。记忆里那天父亲的反应特别激烈，跑到屋子外面放声大哭，边哭还边大声喊着：“你们快来啊，我们家死人了，我们家死人了！”邻居们都被吓了一跳，跑来一看，才知道是我母亲去世了，纷纷慨叹着一个好人就这么离开了。
其实，母亲去世的那个白天，家人就已经有所预感了，在外面工作的大哥和当民兵的三哥都在夜里赶了回来，只我一个孩子不懂事。母亲去世的那晚，全家人是聚在一起的。这也算是母亲的福气。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去近期刚办过丧事的人家借来了孝衣，家中男孩都要为母亲披麻戴孝。
大哥在家里领人做棺材。那时候买不到做棺材用的木材，正好我父亲的一个远房叔叔，算是我们的爷爷，家里很穷，过不下去便到江南谋生了，留下了一个破房子，大哥把房子拆了，为母亲做了一个一寸多厚的薄板棺材。嫂子负责买布回来为母亲做寿衣，我和二哥、三哥则分头去给亲戚朋友们送信儿。
我被分配去给姨娘送信。那天，从前去姨娘家不敢走的道我都敢走了，就想着赶紧给姨娘送去消息。我披麻戴孝来到姨娘家，恰逢她在地里干活不在家。
姨娘的邻居见到我便问：“孩子，你怎么披麻戴孝啊？”
“我妈没了。”
大人一听这话，急忙把姨娘从田间找了回来。姨娘回来了，我也没敢进她家门，因为家乡有规矩，披麻戴孝的人不能进到别人家里。
姨娘见我一个孩子这么懂事，也很心酸，开口说：“没关系，孩子，你进来吧！”
进屋以后，姨娘收拾了一下行装就和我启程回家了。从我家到姨娘家大约有四五里地，姨娘一边走一边大声哭喊着叫“姐姐”，我也跟着哭喊“妈妈”，就这么走了一路。
因为父亲是盲人，母亲的丧事就靠大哥主持。年幼的我负责接待客人，吊唁的亲戚朋友来到我家，我便挨个磕头。
母亲的丧事办得还可以，当时已经在外工作的大哥请来一些知识分子朋友，临时办了一场新式丧事，这叫摆祭。摆祭都是很富有的地主才摆得起的，大哥的这些朋友义务给我们帮忙，也让母亲的后事显得隆重了些。这些是我们能为操劳一生的母亲所做的最后的一些事了。
虚岁仅有52岁的母亲在1942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心中留下的是对母亲无限的思念。
我的兄长
大哥丁国华从小身体不好，有些哮喘，父亲就下定决心送大哥去读书。父亲说：“我一辈子大字不识一个，受人家欺负，再苦再穷也要让我儿子念书。”因此，大哥一读就是十多年，算是个知识分子。
我的3个哥哥都十分心灵手巧，好多手艺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让我特别佩服。
大哥自学了刷油漆的本事，不是只刷单色的那种，还要有点艺术修饰，带些画，写些字。喜事时刷花床，丧事时在棺材面儿上写字，这些都会用到粉刷手艺。大哥学会后还教会了二哥、三哥，他们一起给人家做这些活儿。
过年时贴对联，大哥也会自己写好，家里挂的喜签，三个哥哥都会自己刻，还有门神、财神、灶老爷等放在一起，拿出去卖，叫做放花货。办丧事用的纸活儿，像纸人、纸轿子、纸房子，哥哥们都能做出来，手艺非常好。
二哥丁国宝自己摸索会了绱鞋（把做好的鞋底和鞋帮缝到一起）。绱鞋要有个鞋楦子（刚缝好的鞋都是皱皱巴巴的，要靠鞋楦子撑起来，这样卖的时候才会很平整），别的皮匠都是花钱买，二哥则将自己家的树锯下来再用刨子加工出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鞋楦子。二哥自学出门道后，附近的邻居都找他来绱鞋，再付给他钱，二哥的名声就这样传出去了。当时鞋匠是有行会的，不允许二哥自行从事这个行当，就把他的工具抄走了。之后二哥找到我们邻居家的一个亲戚，那人是位老鞋匠，二哥正式拜师学艺，才成为合法的鞋匠。二哥一人学会后，家里的哥哥嫂子们也都学会了，还帮新四军的被服厂绱鞋，这也成为了家人的一项谋生手段。
20世纪50年代，二哥丁国宝
我的3个哥哥都会自己做衣服，手艺比3个嫂子还好。因为他们时常要在外面跑，比一般农村的穷人要讲究些。当别人还穿着样子老旧的衣服时，我的3个哥哥已经一人做了一件长袍子穿。刚刚剪掉大长辫子，许多人剃了光头，哥哥们觉得那样没有城里人洋气，又自己学着理发。农村没有理发师，更没有理发工具，哥哥们就用缝衣服的剪刀理头发，也有模有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