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速成中学前，妻子在部队里当兵。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知识青年来到解放区的华中革命大学参军、参干。妻子就是那时被地下党带来的，先在盐城的华中革命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选择了参军。
约1950年，孙悦华当兵时留影
进入速成中学后，我们是同班同学，又被分配在同一个组，坐在一张长板凳上。我不太爱说话，但妻子性格外向，活泼大方，非常爽快。学习方面我比她好一些，有不会的问题她也愿意请教我。熟络以后，我们双方都互有好感，但我为了专心学习，两人也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一年多以后，妻子因为身患肺结核而休学，我们之后便未能继续在一起学习。
1955年我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妻子因为病情不断反复还在速成中学就读。1956年底，我们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我们在速成中学读书时妻子的母亲来过学校，她对我很满意。1957年底，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妻子扬州的家里，记得那是妻子在速中学习的最后一个寒假，我们在她家布置了一个床，请亲戚来吃顿饭，就算是结婚了。
1958年，丁民仆夫妇结婚照
结婚之后，因为我要继续上大学，我们很快又分开了。1958年，妻子从速成中学毕业，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来到南京后，妻子曾经流产过一次，当时胎儿已经有几个月了，妻子非常伤心，加上她身体本来就不好，1960年初，妻子再次休学，来到了北京。
1960年，妻子孙悦华
当时我刚刚毕业，在北京没有房子，妻子只能住在我们党总支的副书记家里，后来她正式办理了退学手续，专心留在了北京。妻子再次怀孕后，我找学校要了一间房子，我们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岳母赶来北京照顾妻子，妻子惟一的妹妹在扬州上学，放假时也聚到北京来。
我的岳母是个勤劳正派的老人，为人老实、勤俭，对人特别好，就像我的亲生母亲一般。妻子身体不好，怀孕期间总是出血，诊断说是习惯性流产。因为怕孩子再流掉，妻子在怀孕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由岳母照顾。
1961年6月，我们的大女儿丁红出生，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生活非常艰难，全仗岳母勤俭持家，老太太精打细算，还在菜市场捡过白菜帮子。她总把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留给我，自己吃最差的，让我非常不忍，也更加敬佩岳母。
1961年，大女儿丁红百日照
1966年，二女儿丁文百日照
1966年6月，二女儿丁文出生，也是岳母照顾的。岳母在北京和我们共同生活了10年。1971年时，妻子的妹妹，也就是岳母的二女儿在扬州成家了，要把岳母接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当时我的二女儿只有5岁，岳母放心不下，坚持要把二女儿带在她身边。二女儿直到9岁才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1967年，家人合影
（前排左起：二女儿丁文、岳母魏芳英、大女儿丁红；后排左起：妻子孙悦华、丁民仆、妹夫王立敦、妹妹孙毅）
结缘妻子
1999年，家人合照（左起：外孙女李丁峤、侄婿杨德云、侄女王静、妹妹孙毅、妹夫王立敦）
在两个孩子身上，岳母花了不少心思，妻子对孩子也格外疼爱。因为身体不好，担心自然分娩会对孩子不好，妻子生两个孩子都是剖腹产。为了让孩子们平平安安的，妻子吃多少苦都不在乎。记得有一次，才几个月大的大女儿患了病毒性肺炎，发烧四十多摄氏度，住在儿童医院里。医院不让大人陪床，但妻子不放心，自己一个人住在医院的地下室里，坚持照顾孩子，事必躬亲，真是尽心尽力。
两个女儿出生的时间都很特殊。大女儿出生在困难时期，营养跟不上，为了保证孩子定时吃奶，我去养羊的老百姓家给孩子挤羊奶喝。二女儿出生在“文革”初期，我的工作非常繁忙，经常要开会到很晚，妻子一直无怨无悔地支持着我。
有这样一个贤内助做我的后援，为我打气，我感觉自己真是特别幸运。
工作中的妻子
1960年，妻子来北京找我，之后便定居在北京了。妻子是个比较独立的人，来到北京后，工作都是她自己去找的，没有让我帮忙。开始在煤场（以前人们冬天买煤球都去煤场）当会计，身为共产党员的妻子对工作认真负责，拥护党的领导，但她在“文革”中仍受到了冲击。
记得那是1967年，有人诬陷妻子参加“五一六”[③]，致使妻子被关进“牛棚”。我们开始都不知道她在哪里，还是后来才得到消息的，但妻子单位也不让家属探望。当时我大女儿已经6岁，略微晓事，二女儿则刚会走路，岳母还在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全都很担心妻子。后来我实在忍不住，跑去妻子单位和他们的负责人理论：“你们太不像话了。我爱人本来身体就不好，孩子又小，想妈妈。你们不让我见不行！”可也没有起作用。好在几个月后，妻子被放了出来。除了不让见面，妻子并没有受到其他迫害，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只不过被整之后，妻子从会计变成了收费员。
改革开放后，妻子转到了工商局做科员，工作还比较让人满意。她踏实认真的工作表现也使她受到了领导的重用，离休时已经算是个正科级干部了，享受副处级待遇，也算是工商局对她尽心工作的嘉奖吧！
1985年，妻子孙悦华
生活中的妻子
妻子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她脾气不太好，有时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发脾气，但其实心肠很软，从来不记仇。我性格比较内向，每次妻子发脾气的时候我都不吭声，等她气消了，第二天我们还像往常一样。
妻子身体不好，家务活我承担得多些，也尽力照顾她。妻子以前不会骑自行车，“文革”期间，我特意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手把手地在北大操场上教她骑车。学会骑车后，妻子上下班不用再走着，能轻松不少，对她的身体也有好处。妻子明白我的用心，学得时候特别用心、努力。
由于自己经常生病，妻子对病痛深有感触，日常十分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每次我身体稍有不适，她便催促我去医院检查。我患有胆结石，但过去不知道，只以为是胃疼，妻子总“逼”着我去医院做胃镜。以前胃镜检查都用金属管直直地伸进食道里，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总抱怨：“你又让我受罪去了。”可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这其实是妻子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妻子重病住院
1993年，妻子患上了哮喘，医院给开了一些激素，我们不懂，不知道吃激素对身体伤害大，不能随便吃，只要妻子稍微有些喘就给她吃。虽然吃后能马上控制她的病情，但长此以往，造成妻子电解质紊乱。严重时，她只能躺在床上，连手都没有力气抬起来，住院输液补充微量元素多日才缓过来。
妻子的哮喘不是一般的哮喘，她的病在她的医疗定点医院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但由于医疗经费问题，院方不同意转院，也不肯请其他医院的专家来会诊。眼见妻子一天天病重，我自己请来治疗哮喘的权威专家为妻子会诊，得知妻子患的是喘息性支气管炎，我心急如焚，好在妻子工作的工商局同意出钱让妻子转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