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蚕摘桑叶，我每天要爬树，有时也顺便掏掏喜鹊窝。掏喜鹊窝不仅是为了掏蛋，我还让喜鹊帮我家孵小鸡。鸡蛋和喜鹊蛋的颜色不一样，我先要用草叶把鸡蛋染绿，取出喜鹊蛋的同时再将鸡蛋偷偷地放到喜鹊窝里。我也能知道小鸡要二十几天才会孵化好，到时就到树下听声音。听到小鸡的叫声我就急忙上树把它取下来，否则喜鹊发现孵出来的不是自己的幼鸟，会直接扔下来，那样小鸡就摔死了。至于被我偷梁换柱的喜鹊蛋，往往都祭了我的五脏庙。
我在家里也会帮忙收麦子，自家的收完之后，我会再背一个空篓子外出捡麦穗。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还自己主动做许多事。别人在外放牛时，我背着编筐跟在后面捡牛粪，捡来的牛粪可以带回家做肥料，装牛粪的编筐也是我自己动手做的。
地里的农活我也应付得来，插秧之类的我都做得很好。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带学生在海淀区六郎庄劳动，还帮附近的农民插秧。他们见我插得又快又好，都大感惊奇。
跟着3个心灵手巧的哥哥，我自己也学会了许多本事，比如做衣服之类的。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紧张，没钱买衣服，当时还没有缝纫机，我就手工给妻子缝制漂亮的旗袍，她穿着高兴极了。我家孩子小时候的许多衣服也都出自我手。后来有了缝纫机，我做的衣服就更多了。
停学在家的日子，我还是很想学习，一有机会就会学一些。我去姨娘家的时候，看到她家有算盘和珠算课本，就自学珠算这门课程。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都大有帮助。
幼时工作
1945年的春天是我家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全家人只能靠着麦麸子熬成的稀汤度日。母亲去世后，我变得更稳重，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能干许多，有点小大人的模样。是年，13岁的我开始跟随大哥工作。
当时大哥是新四军安丰区粮食供应站的站长，只有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于是带我去帮忙。大哥负责处理外部事务，我负责内勤。别人拿粮票来换粮的时候，我便按照粮票上的数量给他们提供粮食。那时我吃住都在附近的老乡家里，受到了大家的不少照顾。后来为了减轻老乡的压力，我开始自己蒸饭，早晚都是稀饭咸菜，中午可以蒸一个鸡蛋。后来粮食供应站又增加了两个人，也有了专门做饭的人。
在这段时间，我算是个享受供给制的工作人员，到了夏天发了两块布。我用一半做了一身新衣服，另一半做了一个床单。大约在7月，日本鬼子要下乡扫荡，我们的粮站就停办了，人员也跟随区政府一起转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人们又高高兴兴地进城接管安丰镇了。
本来我也该随行的，但不幸的是，我在这个时候生病了，高烧不退，只能留在农村的老乡家里，还有一个小伙子留下来照顾我。后来我烧得越来越严重，腿变得红肿，人也开始说胡话，照顾我的人没有办法，雇了个小船把我送回了家。
回到家也没有医生，无法医治，只能成天在家躺着。病中的我不断地呼喊：“妈，我疼死了。”当时我也小，被放在母亲去世后停棺的地方，心里害怕极了。病得最严重的时候，我腿部红肿的地方都开始发白，里面已经化脓了。后来我的两个哥哥借了一辆独轮车，把我推到了距离我家十几里远的二嫂的姨娘家，他们那里有一位老中医，家里人请他给我治病。
我至今还记得，那位老中医拿了一把小刀，先在火上烤了烤，然后直接在我腿上化脓的地方捅了两刀，喷出来的白脓流了满地，当时医疗条件简陋，没有消炎药，就用茶叶水清洗伤口，后来伤口长期不能愈合，里面还是空的大洞。直到第二年春天，伤口才算长好，但我的腿还是伸不直，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夏天时走路才恢复正常，但我腿上留下的两个伤疤却再没消下去。
家里人看到我病得如此严重都很心疼，但是旧时农村没有条件，没有办法治疗，也只能忍着。那时农村穷人得病都这样，或是到土地庙烧香拜佛，讨方子回来吃，更多的是采用土办法。例如，我小时候得红眼病，就把桑叶放在水里煮烂了，睡觉时贴在眼睛上，病也能好。记得我耳朵后面还长过疖子，疖子后来化脓了。当时母亲还在世，她抱着我的头，让大哥把我的脓水挤出来，那会儿我才刚记事，哭喊着怎么都不依，好不容易等到他们松手，我逮到空当儿就往家边的大河跑，别人看见都说，这孩子要投河了，其实我只是疼怕了，想逃开。后来跑到大河边，我也就不再逃了。疖子里的脓水被大哥挤干，不久便痊愈了。小时候我还常患疟疾，先发冷后发热。全身发冷的时候，我就在外边草垛前躺着晒太阳、睡觉，醒来时烧就退了。还有一次患疟疾时发高烧，大哥在我烧得最糊涂时，用大棒在我床边使劲敲打，并大声怒喊“快起床”，我被惊醒，第二天就好了。
小将红心
1945年，我回家养病，待到第二年夏天病愈，村子里也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我一直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前组织的民兵训练、站岗放哨、玩花灯，我比哥哥们还积极，是村里小辈中的积极分子。有一次，我和另两个小朋友在一个渡口值夜班，渡口是日伪军的交通要道，是解放区通往日伪据点的必过关口，常有新四军的游击队在附近活动。平日里，日伪军不敢出来，只能开着汽车从公路上快速走过。我们值班那天晚上也是大意了，摆渡的老汉点着煤油灯给我们这帮小孩子讲故事，不知怎么的，那天夜里日伪军突然偷偷地出来了。他们在河对面看到我们屋里的灯还亮着，连续数枪打过来。我们看到打枪时的亮光，听到枪声，赶快趴在地上，快速爬出去，躲到玉米地里监视敌人。其实，敌人比我们更害怕，见屋内没有动静，他们很快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值班室的地上有许多散落的子弹头。
土地改革的时候，年仅14岁的我当上了村里的一个翻身小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个不识字的长工。村里土改需要有人写字、算账。我的表叔也算是个知识分子，我们两人一起负责全村土改的账目，登记每户人家各有多少田地，再根据人口平均计算。谁家地多，谁家地少，都要明确地记录下来，交由村干部和贫下中农。
第一次土地改革比较简单，我家除原有土地外又分到十几亩地。整个过程比较平和，并没有什么斗争。土地改革结束后乡里召开庆功大会，我作为儿童团团长上台讲话，感觉十分光荣。
别看我那时年纪小，但是我坚决拥护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罪行深恶痛绝。第一次土地改革结束后，国民党军的整编74师占领了我的家乡。整编74师很有名，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师长张灵甫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军的74师和之前土改时来我家乡的解放军大不相同，他们身着整齐的军装，一色的钢盔，武器都是美式装备，看起来很威风，很吓人。
国民党军队首先占领了海安，之后从山东过来大批解放军，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国民党军队只能靠飞机空投食物。那段时间，我经常能在家门口看到飞机在上空盘旋，且飞得很低。国民党看到谁家人聚集得多一些就怀疑有人集会，就用机枪拼命地扫射，气氛很紧张。
后来解放军根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主动撤离海安。如此一来，国民党军队很快北上到山东，甚至还开始在东台县的农村修公路，筑碉堡，建据点。国民党占领我家乡后，还多次来过我家，当时我的二哥、二嫂已经出去打游击了。有一次，三哥躲到了玉米地里，家中只剩我、三嫂，以及眼盲的父亲。国民党兵说我们是“共匪”，要烧房子，还把我拉到外面跪着，一边打我一边让我交待我哥哥去了哪里。我咬紧牙关，死也不说。他们在我家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人，只得悻悻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