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巧的是，三哥从玉米地里出来的时候被奸细看到，被举报到国民党那里。国民党士兵又来我家把三哥抓走，绑在树上打了一通，后来知道这是我的三哥，不是打游击的二哥便放回来了，还像强盗似地把我家的鸡逮走了。
还有一次，国民党抓人去修路、修碉堡。抓人的时候，村里的青壮男人都躲开了，只剩下一些老幼妇孺。即便这样，国民党的士兵也不放过，我便被抓过去修碉堡了。
碉堡旁边有坟头，挡住了监管士兵的视线，那人就让我们把坟头平掉。我们几个小孩和妇女也不好好干，极尽敷衍之力，挖了一天也没平完。那段时间，解放军也不断地打过来。夜里，子弹、手榴弹放出的光像是焰火一样好看，知道那是解放军打来了，我们心里都掩不住地高兴。
我心里始终坚信解放军战士一定会来解救我们，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果然，欺压我们的国民党士兵在我们农村只待了几十天，就在解放军的强力攻击下落荒而逃，我们再次自由了。
上学啦！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撤回位于主要交通干线上的海安、富安、东台等城镇地区，农村又成为了共产党的天下。解放军在乡里成立了东联小学。二嫂当时担任的是乡妇联主任，她知道我想要读书，便报名让我上学了。
东联小学离我家比较远，不能回家吃住，好在我大嫂娘家离小学校很近，大嫂的弟弟崔世铨比我稍大一点，也要上学。因此，我住到了大嫂的娘家，和崔世铨一起上学。
当时的环境很艰苦，大嫂娘家也并不宽敞，房间十分有限，我们就在紧挨大嫂父亲床铺的墙上用绳吊了个门板，我和崔世铨每天晚上就爬到门板上睡觉，每天在大嫂娘家吃饭。
因为我之前上过私塾，有一定学习基础，进入小学后直接读三年级。开始上学后，一切都算顺利，只有数学成了我的软肋。
私塾学的是古书，没有数学，但小学主要讲的是数学和语文。正式开学后，补充数学知识成了我最主要的功课，好在那时候的数学并不难，只是简单的四则运算，我很容易便掌握了。
三年级我只读了几天，便跳到了四年级，并且成为学校的学生骨干。我家有个邻居上前线给解放军抬担架，在战场上牺牲了，乡里为他开追悼会，老师让我以儿童团长的身份上台讲话，表示长大后要为死难烈士报仇。
当时的小学只有四年级，读完四年级就算毕业了。我当时15岁，崔世铨比我还稍大些，在同级的学生中算是年龄偏大的，也相对成熟些。因此，小学毕业后，区里要成立一个社会工作队，学校的校长冯均、老师丁敏之、冲兆英，加上挑选出的我们两人，一起来到了社教工作队。
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想要继续读书，也深深地羡慕那些当初来到我家乡的新四军干部，向往像他们一样。但当时全县农村只有一所东台中学，离我家很远，我已经没有条件再继续念书了。于是，我只能留着些许的遗憾，听从老师的安排，前往社教工作队工作。
童年伙伴
童年时期我有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和我最好的要数吴宗甫，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吴宗甫比我稍大一些，我们两个一起上私塾，一起回家务农。私塾停办、回家务农的那段时间，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跟他学的，我们两人一起干。吴宗甫家中也是兄弟众多，他是最小的一个，我们两家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差不多，所以我们格外要好。1947年他参军入伍，我没有去成，两人才分开。
吴宗甫参军后我们也还有联系，前段时间我还收到了他的来信。吴宗甫也是离休老干部，如今在江苏南通生活。纵使分别多年，我依然牢记着他带着我做农活，教我劳动的情景。
另一个和我要好的便是我大嫂的弟弟崔世铨。上小学后，我们俩同吃同住，十分亲密。小学四年级毕业后，老师又挑选了我们两个到社教工作队工作，只是因为他母亲舍不得他，崔世铨没待几天又回去了。他后来也参军，转业后回到老家工作。
进入社教工作队
初小毕业后，小小年纪的我来到了社教工作队，面向社会，进行群众宣传教育。坎坷的泥路要夜行，敌人据点前争取群众支持，还有一幕幕话剧演出的积极参与，社教工作队让我收获了一份成就的喜悦。
税务局做会计，年纪虽小本事高。在校成绩优异，刻苦努力；在岗认真敬业，工作踏实。“镇反”和“三反”运动让我在工作中见证了社会上的大事件。
工作小见成效，但我并不满足。苏北农学院速成中学的后来居上、永不言弃，终让我重拾自己的大学梦。北京大学开启我人生新的征程。
初小毕业后，我来到了富安区社教工作队。社教工作队主要由小学教师组成，还吸收了三四名像我这样的受过几年教育的学生。
社教队的主要工作是面向社会，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来到社教工作队时正是稻子、玉米刚成熟的季节，我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到边区搞宣传，征公粮。我和其他几名工作人员要在富安镇周围一公里的范围内做宣传，发传单、贴标语，号召大家多交粮食。
其中最紧张的是要在敌人据点周围做宣传，大人们甚至还会到敌人的碉堡附近和敌人对喊，气氛十分紧张。有一次做宣传时路过我家，我回家看望了一下父亲，再回来时发现队伍已经走了，我被吓坏了。好在后来找到了附近的老乡，老乡说有人给我留了一张纸条，指明了走哪条小路到哪个联络站。
我们做宣传的时候都不敢走大路，我急忙按照纸条上的指示找到了大部队。天已经黑了，我赶到的时候大家正要出发，我又急忙和队伍一起向敌人的据点前进。在据点边喊话是有危险的，游击队也会给我们相应的支援。参加活动的人都很明白，遇到危险的话我们要马上找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这样的宣传活动连续进行了几个晚上。
在敌人据点周围发传单、喊话虽然危险，但效果也是显著的，最直接的体现是我们征收到了公粮。老百姓们在听到我们的宣传后，会主动把粮食送到乡下，交到我们手里。
社教队主要进行的是文艺宣传工作，除了征公粮，我们还教百姓唱歌，也演过戏。
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的形势大好。为了解放全中国，解放军要大规模扩军。时任区妇联主任的二嫂得知此事后为我报了名。当时我还在社教工作队，在全区动员参军的大会上参与表演了《白毛女》。但因为我年纪小，演不了大人物，只负责跑跑腿，但每天依然排练到很晚，后来身体不舒服，还是我的嫂子为我送来了棉衣、棉裤。演出结束后，我到新兵报到处报到。正巧社教工作队为了扩充队伍，到新兵中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我和其他三四名同志被选中，没能到战斗一线。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社教工作队。
1948年春节刚过，有一天晚上，一位老同志说主力部队今晚攻打富安，让我们也跟上去，打进去后我们要立即开展宣传工作。天快亮的时候，枪声没有响几声就停了，我对同行的另外两个伙伴说：“我先去看看。”
进到富安镇，我才知道原来敌人不战而逃了，再细看，仅一晚上的工夫，解放军战士已经挖出来一道一人深的战壕，让人十分佩服。四处走走，我看到地上躺着一个国民党士兵的死尸。我还和我的小伙伴吴宗甫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