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甫是参加这次攻打富安主力部队的士兵，来到家乡后镇上想看看，便请了一会儿假，没想到意外地和我相遇了。再次重逢，我们都显得有些激动，特别高兴。
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富安作为一个交通要道，是敌我的必争之地。虽然这次的突袭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绝不会放弃，很快还会再反扑的。明白这一点，我们便充分利用这得来不易的几天时间进行宣传。首先，我们把穷人集中在一起，给大家分发粮食，在墙上写“打倒蒋介石”的大标语，临时现排现演话剧，尽我们所能地争取百姓的支持。
当时正逢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发动群众搞灯会，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灯，纷纷聚到了大街上。我和另外一个小朋友芦辉林表演传统节目——《小放牛》，那人比我活跃些，演男孩，我反串女孩。我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头发也包裹起来。灯会从富安镇的东头一直演到西头才结束。
过了几天，听说国民党要来了，区政府的人员已经撤走。那天，我们社工队准备做完收尾工作，吃过中饭就撤退。炊事员煮了点面条，但面还没来得及入嘴，便看到百姓们慌乱奔跑而来，原来国民党的部队已经从街西头进来了，我们也急忙撂下碗，开始跑。
街东头有条河，河上架着独木桥。我们刚过了河，敌人就追上来了，隔着河冲我们开枪，耳边甚至可以听到子弹呼啸而过。我们不敢回头，憋着一口气，拼命往前跑，前面又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大家都直接趟水过去，我和炊事员舍不得把衣服弄湿，一老一小不怕人家笑话，脱了裤子过河，直到脱离了国民党的追踪才敢停下脚步喘口气。看到大家都完好无损，我和炊事员都非常高兴地穿上了裤子。
我们社教工作队要不间断地向群众进行宣传，为解放军争取更多的力量。那时我们没有固定驻扎的地方，隔几天便要转移地点，不敢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转移也多是在夜里进行，这样的宣传工作大概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社教工作，经历整风
在社教工作队工作的过程中，我曾经遇到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整风运动，经历了三查三整。
当时城镇里是国民党，城外是共产党，这就决定我们会近距离接触到国民党，这过程中就可能有特务混进来，为此要彻底清查内部。所谓“三查”就是调查每个人的祖宗三代，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要写明我的祖父、父亲都是谁，他们从事的工作等。此外还查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可我一个小孩子也弄不太清楚，只是对这场整风运动记忆深刻。
整风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社教工作队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县政府下属文教局的一个女督学被认为有问题，便有人鞭打她，疼得她满地打滚，满身都是泥。那女督学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不清楚，但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些小孩子看了十分难受。
县里的整风运动结束后，我们回到区里又继续整风。那时社教工作队的工作基本已经完成，一些同志被调走，开辟新区，剩下我们这些小孩儿就被分散到小学里了。和我同在一个小学的老师薛昌炳，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保长，也很敬业地在小学校里教书，对我也很好。但在整风运动中，他的遭遇也十分让人同情，他被人们吊在树上打，打得很重。
整风运动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也没有什么主见，只是经历了，但并没有切实参与这些斗争。
社教工作队的艰苦生活
社教工作队的生活非常困难。
因为宣传工作经常要更换地点，我们晚上睡觉就在地上铺层草，如此过夜。当时队里有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人叫卢辉林，我们两家有些亲戚关系，因此在队里我们也多互相照应。最难熬的是冬天，每人只有一床被子，没有褥子。我们俩便用一床被子垫在身下，两人缩在一个被窝里睡觉。
条件实在太差了，夜宿的时候，十几个人躺在一间房的地铺上，男女分睡两边，我们这些年纪稍小的被安排在中间。睡的草可能有毒素，我们又没有条件洗澡，时间长了，人们身上长满了疥疮。没有药，我们只能擦些硫磺膏子，可也不太有效，反而弄得身上一股硫磺味。长疥疮时浑身痒痒得厉害，但也不敢挠，生怕破了以后感染。和我们同队的一名同志因为生疥疮，全身肿得不像样，像个弥勒佛一样。
那段时间，我们的饭菜都是队里一个专人负责的，那人在老乡家里借个大点的锅，给我们弄大锅饭。粮食都是按人定量供给的，玉米、小麦做主食，通常去老乡家里买些菜，我们家乡冬天的青菜比较多，我非常爱吃，青菜熬豆腐让我回味无穷。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相比家里的饭菜，社教队的伙食已经非常好了，我非常满足。
东台工农学校学会计
1948年三四月，社工队解散，我在学校没有多少事，又一直很想学习，就报名参加了东台工农学校的短期培训班，同年5月，我开始在那里学习。
当时财经局需要财务人员补充队伍，工农学校的短期培训班就是为了培养财经干部、税收干部以及会计而设的。干校是文教局和财经局合办的，文教局负责政治教育，业务知识则由原财经局的老干部、老会计来实地教学。
会计分为税务会计、财务会计和粮食会计三种，我被分配学习税务会计。会计有自己的一套业务，我们要学习收入、支出如何记账，算账等基础的会计知识。
工农学校学习期间，我们遇到了一次国民党军下乡大扫荡。为了绕开敌人，我们进行了辛苦的夜行军。
那是一天早晨，有消息说国民党军已下乡，自村南向村东扫荡，我们决定绕开他们，向村子西面撤离。可不料，行至途中传来消息，迎面还有一支国民党的队伍，我们又调转方向向北撤离。当时只有县委书记一人有马，其他人都是步行。大约走了几十里路，知道平安无事，我们才敢停下来，坐下吃晚饭。直到国民党的两路部队都向东去了，我们才掉头往南走，以便绕到敌人的后边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连夜往南走，为提防国民党的部队，夜行军也要十分小心，只能走偏僻的小路，还不能发出一点声音。但这接连一天的撤离早已让我筋疲力尽，夜行军时累到极点，我感觉自己在一边做梦一边走路，猛然惊醒的时候不觉心下后怕：这要是睡着掉队了可怎么办啊？于是只能继续强打起精神，紧跟着队伍走，不能掉队。
6月的南方蚊虫很多，老乡会把家里养的水牛放在水坑里躲避蚊虫。除了头，牛的整个身子都藏在水坑里，排泄也在里面，所以放水牛的水坑特别脏。但夜行军没有光亮，有几个同志走着走着就掉进坑里了，但也不敢吭声，爬起来继续前进。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休息了两天。那次夜行军是最苦的一次，而当时我只有16岁。
夜行军结束后的第二天，有一名叫吴进的学员找到我，问：“丁民仆，你要不要进步？”
“当然了。”我一直很追求进步。
那人又问我：“你要不要参加组织？”
“要。”其实我也不知道组织到底在哪，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那人也不敢直说自己是党员，只隐晦地探查了一下我的态度。
两天后，那人拿给我一张巴掌大的入党志愿书，我填好后交给了他。6月，工农学校的学习结束，我顺利毕业。临毕业前通知我参加党支部大会，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进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全校六十余名学员中只吸收了我和邓彩余两人，可见我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