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局做会计
1948年6月自东台工农学校毕业，我被安排到富安区财经局做税务会计。解放后，税务和财经分开，富安区财经局和安丰区财经局的税务部分合并，改名为安丰税务分局。原安丰财经局的税务会计被调到县里任职，我便被安排到安丰税务分局做税务会计，负责管账。安丰区税务分局成立后便搬进了安丰镇，我和管钱的出纳两人住在城里的一栋空房子里，负责保管收上来的钱款。
每十天，我们要将收到的钱上交到县税务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人一人挑着装钱的担子，一人手里拿枪保护，枪里其实没有子弹，只是装个样子。之后钱越来越多，我们便两人一人挑一担，枪在身边带着。后来遇到通货膨胀，钞票贬值严重，我们要押送的现金更是像小山一样高，没办法用担子挑，我们便雇小推车推着送到县税务局。
1948年底，解放军要攻打东台，国民党眼见守不住便都提前逃跑了，东台县城解放。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高兴极了，将此事称为“光复东台城”。解放后，县政府也从乡下搬进了城里，县里建起了银行，我们改把钞票直接交给银行。每十天需要上交的时候，我们先让各部门自行把钞票以千张为单位捆成捆，然后贴上封条盖上章，如果出现问题就直接找最初贴封条的人，我们只负责数捆数。那时钱实在多得数不过来，每次统计好之后我们再雇小船把钱送到银行。
通货膨胀到最严重的时候，大家已经不再使用钞票了，大家在市场上买东西都用金戒指。我记得很清楚，县城的蚊子比较多，当地人都有蚊帐，我央求三哥想办法给我也买个蚊帐。三哥用一担粮食换了一个金戒指，我用这枚戒指买了块纱布才做了一个蚊帐。钞票的严重贬值已经让百姓们不敢再收钞票了。
1949年4月，我从安丰税务分局调到了东台县税务局工作。税务局在县政府里，县政府以前是衙门的所在地。衙门的前墙是八字形，大门朝东开，里面前后分为3个堂，那是过去县老爷升堂用的，彼时已经是空的了。解放后，县长不升堂了，改在大堂后边的楼里办公。大门内两边各有一排厢房，是原来驻兵的地方。我们在南厢房办公，厢房后是监狱，关押着犯人。有一次一个会功夫的犯人夜间越狱，警卫队追了好远才把人抓住，后来那人被枪毙了。
1949年，和对我帮助很大的会计股长朱琅（右）合影
来到东台县税务局后，我依然担任会计一职，全县的税收都归我管。下边各税务分局的会计将现金直接交银行，银行开收据，他们再把收据和与税票存根一起做好的报表统一交到我们这里。我确认其收支相符后签字盖章，之后一式两份，我们各留一份记账。我将各分局的税收全部汇总后还要做成表格报至上级税收机关。当时税务局有专门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对各分局交来的税票存根一张一张地进行审核、汇总，防止有人贪污浪费。
在社教工作队工作期间，我没有工资，发的是粮食，每月能分到80斤，这便是我所有的收入了。后来到税务局工作，实行供给制，发粮直接交食堂，每月能有几角钱买牙膏、牙刷。穿的衣服都是家里带来的，1949年冬天，局里第一次统一发了两套衣服，也都是部队剩下的粗布衣服，什么颜色都有。那时我和会计股长朱琅一起负责分发衣服。虽说是粗布衣服，但能选到纹路细腻点的衣服还是让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1952年，东台县税务局部分同志合影
（前排左一是丁民仆，前排中是局长丁炳南）
新中国成立前后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为此，我们县还特意举办了庆祝大会，我也参加了。同年4月，大军开始渡江南下。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富安和东台两地间跑，天天看到南下的解放军，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国民党仍有残余势力，他们的飞机有时也在天空中盘旋。解放军部队见到敌人的飞机扫射，都趴到地上躲避。
解放军部队集中等待渡江的时候，我有机会看到了这些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英雄儿女。我对部队中的女同志印象很深，她们都留着短发，皮肤晒得黝黑，但精神十分饱满。遇到渡江的部队，远近的百姓总是特别欢迎，夜间休息时，大家都热情地让战士们住到自己的家里。
部队南下，但许多上海等南方地区的知识分子却纷纷赶往北方的解放区。在我们县城有中转接待站，盐城有一所华中革命大学，知识分子来到这里都要先进行培训，我妻子就是那时经过东台去盐城的，只是那时我们还不认识。
摄于1949年冬
摄于1950年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庆祝新中国的成立。热闹的气氛感染了所有人，我也不例外，隆重的庆典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的喜悦，美好的新生活已经向我敞开了大门。
“镇反”和“三反”
1950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时间各部门都开展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当时我还年幼，并没有参与其中，但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公安局大规模抓捕为国民党办事的反革命分子。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们会计股股长也参与了抓人行动。当时刚解放不久，老百姓心里都清楚哪些人曾经为国民党做过坏事，公安局几天的工夫便调查得十分清楚，那些被抓的人没有一个是冤枉的。被抓到的反革命分子有几名在公审大会上被枪毙了，出于好奇，我还到现场看了。
1952年，“三反运动”悄然而至。税务部门本身就要和商人打交道，“三反运动”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税务部门是调查的重点。
当时，贪污1000万元（旧币，合新币1000元）以上者被称为“老虎”，是要被严打的。身为会计的我不直接管理现金，为人又老实、正派，深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因此，我得以在“三反运动”期间担任“打虎队”队长，率领着几个人“打老虎”。运动中税务局有几个和资本家接触较多或是行为不太端正的干部被调查出来，成为被整的对象。我们“打虎队员”的任务就是看住他们，让他们写材料，不让他们睡觉。
不让睡觉真是一项很严厉的处罚。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外面下大雪，我们局长亲自下命令，叫他们把鞋子脱掉站在外面冻着，脚踩在堆满积雪的土地上，积雪融化的寒气顺着脚板渗进身体里，不一会儿脚就麻木了。我看在眼里也很难受，但面对这些重点被整的对象我们只能依命行事，好在这些人在运动后大多被平反了。
我们税务局还真有两个人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有贪污问题。
一个是富安税务所的税务员。当时有个富安镇乡下的商人来信检举说，税票和钱数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但给他的税票上的钱数却是后贴上去的。接到检举信后，我们首先翻查了税票存根，因为全县的税票存根都保存在我们会计股，查起来也很方便。我们找到了那位商人的税票存根，存根上的钱数与商人信上说的纳税钱数确实不一样。发现问题后，我被派去富安镇进行实地调查，当面核实过税票后，证实商人所言不虚。因此，该税务员的贪污问题可以肯定了。我向税务所的领导通报了此事，结果那位税务员得知消息后竟然连夜带着贪污的赃款逃跑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局向领导汇报。但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那位逃跑的税务员居然带着贪污的1400万元（旧币）来县税务局投案自首了，后来得到了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