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船上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船开来开去，有时候运送士兵，有时候装载货物，还有时候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质量可言。
虽然在船上比在沦陷区生活要好一些，但在船上的日子同样也充满了危险。
在宜昌大撤退[1]中，大一点的船都被国民党用来运输重要的工业设备、军火以及士兵等，而日本人就要对这些船进行轰炸。我们乘坐的这艘船也算比较大的，所以很容易成为日本人轰炸的目标。
有一次，船大概行驶到武汉和宜昌之间的时候，我们遇上了日本人的飞机，我们的船差一点就成了敌人轰炸的目标。
日本人的飞机一直在我们头顶盘旋，过了很久才飞走。那天我们乘坐的船正好空着，从武汉出发的时候没有装士兵。我现在分析可能日本人要经过仔细观察确定船上有士兵或其他重要的货物才会实施轰炸，这样目标性强，对他们来说轰炸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虽说我们这次逃过了一劫，但那种恐惧的感觉我却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飞机在上空盘旋，船上的人全都命悬一线，大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船上基本都是成年人，只有我母亲和另外一个母亲带着小孩。当时我姑父和姑母已经带着他们的孩子到另外一条船上去了，所以船上只有两个小孩，大人们就决定在最危险的时候给我和那个小孩穿上救生衣，然后把我们放到江里，这样或许在船被炸之后我们还能捡条性命。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我当时并不理解。甚至现在我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当时我只有四五岁，如果真的在船被炸时把我扔进长江水里，滚滚的长江水很容易就把我淹没了。
后来我父亲跟我讲，对于海员来说，一定是船在人在，人在船在。只要船还没有沉，海员就不可以弃船而走。所以船上的大人都不能走，可能他们也是希望为两个小生命作最后一点努力，就做了这个决定。
其实我父亲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决定，因为他负责轮机工作，一直都在舱下，并没有发现日本人的飞机来了。但是船上的驾驶员和水手们开始就发现了日本飞机，大声喊：“轮机的快点吧，我们不行了。”因为船上没有武器，飞机又飞得很近，大家都很紧张。我估计那个小孩的父亲也是做轮机工作的，因为搞轮机的都在下面。
情急之下，那些水手为了救我们才做了这个决定。
我记得他们给我穿好救生衣之后，其中有一个人抱着我到了船边准备丢下去。而我母亲就一直抓着我的衣服跟随抱着我的水手一直到了船边，那个小孩的母亲也一直抓着那个小孩跟着到了船边。我当时害怕极了，甚至连哭都不会了。船上人全都特别紧张，唯有母亲大喊着，我们小孩哭着。就在他们即将把我们两个小孩丢下去的时候，只听有人突然喊道：“飞机飞走了！”
这样我们才算幸免于难。我和另外一个小孩已经被抱到了船边，感觉半条命已经丢了，幸亏最终没有被扔下去。现在想来这还多亏了我们的母亲。
当时我们两个小孩已经穿好了救生衣，眼看着飞机不停地盘旋，抱着我们的水手已经准备往江里扔了，但母亲还是紧紧抓着我。她不停地喊着：“我不管什么规定，海员什么规定，要死一起死！”虽然我当时几乎已经被吓傻了，但是我还是听到了母亲的喊声，感觉到了她在紧紧地抓着我。如果不是母亲执意的坚持，恐怕等不到日本的飞机飞走我就已经被扔到江里了。看来，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救了我一命。这件事让我懂得了母爱的伟大，体现了人世间最真、最深的关怀。
战乱中与父亲相聚船上
那时候尽管我年龄不大，但这件事却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在重庆每次遭日本飞机轰炸我都会想起这个情景，甚至在后来和平的日子里脑海中也会不时浮现出这个情景，战争带给人们尤其是小孩子的心理创伤是短时间内难以平复的。所以现在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更应珍惜这份和平，珍惜我们祖国的安定和团结。
轰炸之下的重庆生活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上海爆发的淞沪抗战也宣告失败。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中华民国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于1937年11月15日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1月1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于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重庆成了许多老百姓逃难的首选之地。但当时重庆各方面建设相对落后一些，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特别需要一些技术人员。也正因此，我们有幸靠父亲的关系到了重庆。
我的父亲本来是在江南造船厂工作，是轮机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所以，还在宜昌的时候重庆民生机械造船厂的相关人员就已经找过我父亲并提出希望他能够到重庆工作。当时从宜昌到重庆特别困难，人多船少，运力有限，我们正是因为父亲工作的特殊关系才顺利乘船到达了重庆。
当时的重庆发展相对于上海、南京是比较落后的，整个城市就是一块很小的地方。长江南边叫南岸，北边叫江北，当时民生机械造船厂就在江北。我们家就住在民生机械造船厂建的公房里，在工厂附近，周围都是山，房子就建在半山腰上。
我们住的房子不大，而且只有一间。直到后来祖父也到了重庆，父亲才又租了一间房子。开始的时候屋里只有一张大床，我们一大家人全都挤在这一张床上休息，后来父亲才给我搭了一个小床，这样晚上睡觉才能舒服一些。而且房子没有厕所，我们只能在家里面放一个马桶；也没有厨房，父亲就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搭个棚就在那里烧饭。不仅居住条件有限，其他生活条件也不方便。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自来水管道，老百姓都得去长江挑水。当时那里有专人从长江给人挑水，按量来收费。他们从长江挑到水之后，一直负责倒到别人家的水缸里。我印象中有人挑来水母亲就会让我付钱，然后就往水里打明矾。因为挑来的长江水是浑浊的，不能直接饮用，放明矾以后就可以沉淀一些水里的杂质，我们做饭、饮用的都是长江水。
从我出生以后一直到抵达重庆之前基本上过的都是逃难的生活，即使到了重庆，虽然生活暂时算是安顿下来了，但并不安稳。日本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重庆上空盘旋、轰炸，我们的日子不仅过得很艰苦，而且还随时都面临着危险。
父亲在民生机械造船厂有固定的工作。厂里面的厂长、高级职员和从国外回来的工作人员工资比较高。而父亲没有上过大学，他完全是依靠自学，在当时技术已经算是很过硬了。他的工资不是很高，但也不算太低，我们一大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的工资收入，所以生活过得还是比较艰苦的。当然也不只我们一家，在战争年月中，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子过得都比较艰难。
我们吃的米都是黄糙米，质量比较差。当时粮食都是根据家里面的人口来分配的，每到一定的时间，各家就要去指定的地点领米。当我还小的时候是母亲去拿口袋背米回来，等到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帮着母亲一起去背米。重庆到处都是山，背一口袋米走路很累，每次我和母亲都是走走歇歇，她背不动了我就帮着她背，两人轮流着一直背到家里。这一袋米，就是家里人生活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