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以后我母亲还总是拿这件事出来说我特胆小，但当时我确实很害怕。都是山路，还有坟堆，我一个孩子害怕也是很自然的。这只是在重庆生活时的一件小事，虽然我当时年龄还小，但作为家里的老大，很多事情也是需要自己去面对去处理的。
回到重庆以后，家里的生计依然是靠父亲，平常吃得很一般。因为弟弟妹妹出生之后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祖父的生活也要靠父亲负担。再加上后来我姑父过世了，姑母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作为兄长的父亲，他自然要尽量接济姑母一些。为此，父亲和母亲之间还有一些矛盾，对于父亲来讲，自己的妹妹生活不好理应照顾一些，而对母亲而言，自己家里就不富裕，父亲接济姑母，她心里不痛快也是人之常情。说到底也就是因为家里的负担很重，我们的生活状况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是家里的老大，其实也还是个小孩，如果是现在都当宝贝似的，但当时生活所迫，家里好多事都交给我去做了。买东西，背米，都是我的事情。有的时候妹妹哭，我还得抱着哄着。我也是个孩子，总想着出去玩，但无奈家里事情太多，母亲还要干别的家务活，负担也挺大的，我就只能尽量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虽然失去了童年本该有的一些欢乐，但也让我学会了为父母分担家务，让我能更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
我的小学
我们刚到重庆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家附近一个土地庙似的地方上小学。最初是母亲陪我去的，我们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师讲课。虽说是小学，但学校里没有几个学生，就像幼儿园似的。学校里有两个老师，都是当地的人。
由于战乱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那时候重庆好多小孩不能上学读书，但我父母尤其是父亲觉得还是应该让我读书，他们认为小孩子应该上学学文化，以后才好谋生。
直到我7岁的时候，民生机械造船厂建起了自己的学校，叫重庆民生机械造船厂职工子弟小学，我就转到了这个学校上学。
虽然重庆当时社会环境混乱，我们的生活也很艰辛，但在学习上我还是挺抓紧的。虽然也算不上多用功，但上课总是很认真地听讲，而且老师说我记忆力比较好，所以学习成绩还是挺好的。
另外，我们学校比较正规，对教育抓得很紧，师资条件也很不错。除了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我们都会按时上学。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一些流亡的大学生，知识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只是重庆的小学都没有开英语课，我们学校也一样，所以我后来回到上海读书的时候学英语就很吃力。在上海的同学从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但我连字母都没接触过。总体来讲，我在民生机械造船厂职工子弟小学上学的那几年还是学了不少东西，在动乱的社会中能够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也算是一件幸运的事，这还要感谢父母亲对我上学的支持，日后我才能在学业上有些成绩。
在学习方面，父亲对我很关心，有时候还会指导一下。他为自己没上大学而感到很遗憾，而且在轮机技术方面，他也完全靠自学，如果文化程度高一些的话他可能会得到更高的职位，所以父亲深刻体会到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总会不时地询问一下我学习的事情，一遍一遍地嘱咐我：“你要好好学，现在都要有技术。”因为父亲当时下面的工作人员好多都是大学生，所以在教育上面他还是比较重视的。
我喜欢美术，父亲有时候会给我买一些美术方面的书，虽然不像现在的家长在孩子身上花大量的精力，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学习还是很关心的，在那个年代父亲能够做到这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除了学习之外，我在学校也培养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当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流亡的大学生，他们思想开放，对国家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平常总会有意无意地给我们灌输这方面的思想，所以虽然当时我年龄不大，但也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以及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因为我们是在民生机械造船厂的学校学习，民生机械造船厂是造船的，所以我就想学造船，想搞技术工作，后来因为持续的轰炸我也想学习航空。这些理想都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影响而逐步产生的。
当时生活艰苦，幸亏父亲有点技术，家里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民生机械造船厂有好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在厂里职务高，生活条件也更好一些，这些都激励我将来要好好学习技术。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家贫弱，经济、科技和技术等都落后，所以我们才受到日本的侵略，同学们都想学习先进的技术，否则国家落后总是受人欺负。国家当时的情况影响了我们整整几代人，让我们有了工业救国的理想和信念，而这种思想在我后来的学习生活当中日渐成熟。
当时在重庆整体的爱国氛围都很好，大家感觉已经被逼到了一种艰难的绝境，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就完了，所以大多数人都关注着国家的危亡，都比较爱国，尤其是在我们学校当老师的那些流亡学生。我们都挺佩服这些老师的，他们不仅有学问，还给我们讲故事。他们中有的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给我们讲了好多日本人在沦陷区残暴的行径。
后来形势越发紧张，日本人已经打到贵州省的独山，离重庆已经很近了。我们的美术老师当时非常激动，他说：“如果在独山再打仗我就参军了！”他说得慷慨激昂，仿佛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为国家而献身。他还给我们讲他父亲原来是孙中山的侍卫官，所以他有一把枪，他要拿着那把枪去参军。至于他父亲到底是什么人物，我们不清楚，但那位老师当时确实是很激动，那种爱国的激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我们在学校除了学习之外，也会参加一些活动。到一定年龄都要穿童子军的衣服，在学校参加演唱活动。当时我们也唱《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记得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合唱时我还担任了指挥。这些活动也无形中培养了我们对于国家的情感和责任感。
我的童年生活就在动乱的重庆这样度过，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我的童年少了很多的乐趣。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可以打篮球，我们体育老师挺好的，打篮球就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也成了我一辈子的一大兴趣所在。
告别重庆
到了1944年，抗战形势开始好转，再加上美国飞虎队来我国加入了抗日战争，日本在重庆的轰炸就少了很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民生机械造船厂就着手准备把前几年停开的船只修复重新启用。我父亲作为技术人员，当然也被抽调去参与了船只的修复工作。
父亲当时负责修复的船叫“建国”号，那艘船体积比较大，而重庆那边的航道又比较窄，再加上前几年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一直都没开。除了“建国”号之外，民生机械造船厂还有几艘大船，都是抗战初期从上海开到重庆的，因为这些船目标太大，怕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所以一直都停靠在航道依山的拐弯处。
按当时的规定，参加这些船只修复的人员家属可以乘坐修复的船返回上海。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喜讯，终于可以回上海了。
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上海的人像当初从宜昌往重庆跑的人一样众多，每天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到码头去买票，但普通的老百姓根本买不到票。而我们这次又有幸靠父亲工作的关系顺利达成了回上海的心愿。
到1945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建国”号修复工作完成，我们接到通知说可以走了。当时我们乘坐的船上就有几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们住船上单独的房间，我们住在船的大舱里。这艘船本来是货船，但这次回上海主要是载人，所以船的大舱事先就分成了一格一格，我们就挤在一个小格子里。就这样，我们乘船离开了重庆，1945年底的时候返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