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生活
遗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就被召回了北京，在重庆的科研项目也就因此而被搁浅了。
回到北京以后，学校就比较乱了，学生们不怎么学习了，但我还是每天照常上班参加政治学习。到了1969年，学校要进行教学改革，我被调到院里参加教学改革工作。那时候学校里的院领导机构就是政工组、教改组和后勤组。我参加教学改革工作以后主要就是做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包括后来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我都参加了。
对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希望能够从事我的专业工作，毕竟搞专业才是我的长项，而且国家投入那么多培养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在专业上发挥特长，去发展我国的科技。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都必须服从单位的安排。1974年，我准备回教研室时又被冶金系扣留，暂时负责抓教学工作，一直干了5年。
从1966年到1979年，我一直都是在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期间还三次被借调到冶金部教育司工作。不管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我都在认真努力地完成每一项任务。但是在这十几年中，在专业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很多，因此在专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绩。
“文革”期间，我在专业方面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生活也受到了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我被下放到了位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五七干校”，妻子顾小芸被下放到位于湖北潜江的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孩子没有人管，只能送到广州让我母亲帮忙照顾。
“文革”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遭遇，遗憾的是自己专业的研究在十年的时间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庆幸的是我们从那个动乱而迷茫的年代安然地走了过来。
重拾专业十年心血付诸科研
1979年，上海宝山钢铁厂建立，要调一些专业的老师去培训讲课，我们专业就选上了我去讲课。
这次能够去宝钢工作，我非常高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从事的都不是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这次去宝钢终于可以在自己的专业上面继续研究学习了，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后来，宝钢建立了一个钢管厂。对于我们热能工程专业来说，这个钢管厂当时是很先进的，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后来就带我的学生围绕这个设备作了很多的论文和研究。
这个厂的硬件设施都是从德国购买的，开始厂里没打算向德国人购买配套的热工过程控制软件，后来我觉得软件也应该一起购买，可是到1980年和德国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的软件报价就从××万马克涨到了××万马克（应主人公要求，具体数额保密不便透露）。那时候，宝钢刚刚成立，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最后没有买德国人的软件。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这样的项目我们应该自己做，我相信凭借我的专业能力，再加上学生们的协助，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软件做出来。
我在宝钢前后待了一年，1980年就回到了学校。但每年都要带学生去宝钢和上海钢管厂对项目进行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从此之后的十多年间，我将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热工过程控制”这个项目当中。
1985年，邱夏陶（右一）作为考官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通过一年一年的积累，到8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觉得资料准备得已经差不多了。正好我们学校又安排我到苏联去高访，我觉得正好可以和国外的一些专家进行交流学习。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学校也曾经要安排我到苏联去进修，但当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行专业的研究，即使出国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和国外的专家进行交流，所以就没去。但这次情况不同了，我对“热工过程控制”的项目已经进行了近10年的准备，这次正好是一个交流学习的好机会。
1990年，我到了苏联。在苏联考察了8个城市，参观了很多钢铁厂，收获颇丰。
经过和外国专家的交流，我对自己的项目更有信心了。回国以后，1992年春节前夕，我就在宝钢的果园招待所开始写项目的开题报告。那个地方条件很差，招待所没有暖气，我就拿两床被子裹在身上写报告。尽管很艰苦，但是为了项目的顺利进行，一切的困难我都不在乎了。
就在我写开题报告的这段时间，我妻子得了乳腺癌在医院手术，可我当时还独自在招待所写报告。为了这个项目，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家人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后来我才知道手术要家属签字的时候，妻子根本联系不上我，最后只能由我儿子签字了。这件事情让我心里很内疚，但是我想如果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取得成功的话，对我国钢铁工业节能生产会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我个人辛苦一些也是值得的。
我们的“热工过程控制”这个项目从初步想法的形成到后来资料的整理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参与的人也从开始的一两个人发展到了十多个人的小团队，大家都为这个项目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除了数据和资料的整理搜集之外，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模拟实验，争取在开题报告中把我们项目的可行性阐述得非常清楚。
后来，宝钢专门为这个项目成立了审查组。当时提交开题报告的有好几个单位，经过审查，审查组认为我们的设计研究是比较可行的，到1992年的时候就确定选择了我们的研究项目，并指定由我来负责。
对于我自己而言，这是事业发展的一个机会；而对我国的钢铁工业尤其是节能生产方面来讲，我认为也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契机。我已经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这个项目而努力工作。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种经历让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很自然的感情。尤其是后来有机会到苏联学习，都是因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进入大学以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学期间未能如愿。参加工作以后，我再次申请入党，但由于“文革”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入党的事也因此而再次被搁浅，直到1986年，我才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
入党之后，我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党员，说话做事要符合自己党员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且很高兴的事情，虽然中间有很长时间由于多方面原因我未能入党，但对党的信任以及信仰在我心中一直都很坚定。
在我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也有人介绍或鼓励我加入其他的组织，但我一直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我在教改组工作的时候，别人以为我也是党员呢。
后来调我到招生办公室当主任，一般情况下招生办公室的人都是党员，他们搞政治审查是比较严格的。“文革”中，我被借调到好多地方，比如被借调到冶金部，我在政治部教育司。这个单位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党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组织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借调的，我就被借调了三次，后来两次都是点名要我去的，因为我对教学的各个专业都比较熟悉，所以就调我到了教育司，管教学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工作表现不错，后来他们就想让我留在教育司工作。
当时我和高教处的一个处长在一个办公室，他说：“过几年我就要退了。我退下去你就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