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从小喜爱读书，家庭环境又比较优越，所以她不怎么会做家务事。而我虽然家里条件不太好，但是我母亲总是尽量地操持家里的事情，也没让我干家务事，我自己也不会做饭。尽管我的妻子不擅长家务，但结婚以后家里做饭都是由她来负责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她的付出我也一直都记在心里。
生活琐事我们都能商量着妥善安排，我们又是同学，有着许多的共同经历，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也有着相同的看法，所以彼此都有共同的语言，生活虽然平淡但是也很幸福。
在北京钢铁学院当教师
1959年回国以后，我们先在北京集中培训了三个月才开始分配工作。
我们都是国家出钱培养的，所以分配工作我们也不提任何要求，只要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哪里需要哪里去。幸运的是，我和妻子顾小芸都分配到了北京工作，我分到了北京钢铁学院，她分到了中国科技大学（1958年创建于北京），1963年因专业原因转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我刚到北京钢铁学院就分到了教研室工作，算是助教，工资很低，但是比起国内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的工资相对高一些。当时我们的工资是每月62块钱，而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只有56块钱。学校对我们留苏回来的人还是很重视的，我们住的宿舍是教师集体宿舍，一个房间三四个人，放几张床，中间是一张办公桌，虽然比我们在苏联留学时的条件差一些，但是在国内这样的条件也算是比较好的了。
我到了北京钢铁学院以后，负责冶金炉热工专业的教学工作。之前，北京钢铁学院没有这个专业，我到学校之后就负责这个专业第一届学生的教学工作。后来这个专业的名称更改过好几次，直到近几年才确定为“热能工程”。我开始教这个专业的时候连教材都没有，所以我还要编写教材，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人常说，学得好不一定能讲得好。这一点我就深刻体会到了。我的老师曾经和我说过：“你学得好，和讲课讲得好是两回事。”所以每次上课我都是很认真地准备，把我从苏联老师那学来的东西结合我们中国课程的安排进行讲解。我的学生们都比较喜欢我，也喜欢听我讲课，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挺好。除了努力教学之外，我和我的学生们每年都要去参加夏收秋收劳动。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钢铁工业还很落后。作为教师，我给同学讲课的时候，除了要讲述专业知识外，我也总是实事求是地给他们讲当时国家整个钢铁工业领域的情况，让他们明白我们以后在钢铁工业的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凭着我们中国人的勤劳，我们一定可以发展好这个工业项目。
庆幸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中国的钢铁工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快速的发展让我都有点不敢想象。所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人，我也感到很自豪，我们没有辜负国家对我们的培养，经过努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终于把钢铁工业这一块发展起来了。
我刚参加工作的几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大孩子刚出生时，在我们住的区域连牛奶都订不到。好在当时我父亲在广州工作，他们的船经常去香港，所以会帮我带一些奶粉。
那时候家里买粮买肉都要凭票，记得1963年的夏天，有一次我妻子去了上海，正好有63届毕业的学生来我家。当时我妻子她们单位已经分了房子，我们住在中国科技大学。四个学生到了我家以后，我也不会烧饭，所以就把一个月的肉票和面票拿出来在外面买了肉和面条回家下了肉丝面请学生们吃了顿便饭。妻子回来以后问我：“怎么家里面肉票都没了，这个月就不能吃肉了。”
“没有办法啊，人家四个小伙子到我这来，我就用了。”我回答道。按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讲，请人吃顿饭也不是花费很多的事情。但当时生活艰苦，条件有限。从那个年代一路走过来，我们切身体会到了祖国的巨大变化，也为祖国的繁荣而感到无限的自豪。
我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以后，一干就是近40年，将自己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学校，献给了祖国的钢铁事业，一直到我退休。
积极投身科研项目
我在北京钢铁学院工作了四年，等到我教的第一、二届学生毕业之后，我就被调到重钢三厂参加一项学校组织的重点科研项目。那时候我住在了重庆，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工作，有时整个晚上都在加班工作，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家里，只是一心想着把科研项目搞好，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当时的项目中，我负责热能工程。虽然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助教，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重庆大学和重庆钢铁设计院的老师和工程师，他们至少是讲师或工程师的职称，但是因为我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我们学校的一位老教授系主任鼓励我负责热工系统部分的工作，这样我就成了热能工程部分的负责人。
我们首先要进行实验，其次我们设计的图纸都要拿到陕西重机厂去制造，一百多近两百多张的图纸都需要我最后签名确认，责任重大，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理论和实际总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必须在设计图纸的时候就考虑到设计制造的各种因素，进而对图纸做出修正和完善。
1965年夏天的时候，我们把图纸交给了陕西重机厂，他们看过之后说没有问题。这时候重庆大学和重庆钢铁设计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参加这项工作的学生都毕业了，到8月份我也就回家了。
回到家以后不久，我突然接到了陕西重机厂来的电报，电报上说，他们感到设备有很多问题，希望要我速到那边去。
因为我是负责热能工程的，按照之前的设计，有些设备根据该厂的要求是很难制造出来的，所以我必须去参加图纸的调整修改工作并进行签字确认。
我当时年龄不大，也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但当时没有人商量，我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人去了西安。
那时候天气很热，我就住在西安的一个招待所里。招待所里面有几张床几张桌子，我自己睡一张床，其他的床上全都铺满了图纸。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经常熬夜工作，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但不管过程怎样辛苦，经过努力，在两个星期内我总算把所有问题都一一拿下了。
不久，我们设计研制的全国最大型的快速加热炉投入工业性试生产成功，全国各地很多同行都来参观学习。有的甚至借用我们的图纸仿造，一直到“文革”期间还有人专程到北京来找我访谈一些有关的技术问题。
遗憾的是，在我们的设备制造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师傅因事故不幸去世了。在制造过程中，有铁渣掉到了地上，那位师傅赶忙去扫，没想到吊起来的钢板掉下来砸中了他。
当时我们的项目配备的师傅都是技术过硬的老工人，尤其是这位师傅，技术非常好。而且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本来在制造的过程中掉下来的铁渣可以等所有工序完成之后再去扫，但他在制造每一环节都很用心，因此一看到掉落的铁渣就马上去清扫，没想到却出了事故。这位师傅的家里还有七个孩子，最后只能依靠他的抚恤金勉强度日。
这位师傅的去世对我触动很大，一方面警示我自己在工作中一定要认真小心，尤其是我后来带学生到工厂实习的时候，总是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让我认识到每一项工作都凝结着很多人的汗水甚至是生命，无论是高端的研究，还是普通的工作，每个人的付出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并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