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年以后，陈光甫的银行储蓄额度发展到了几千万，在当时的上海可谓是“金融巨头”了，上海商业银行的发展令许多人惊诧万分，应该说陈光甫算是中国金融界民营银行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而就是这个陈光甫，就是我三叔李芸侯的上级。
银行业这种靠金融资本经营发展起来的赚钱行业，连锁效应要比其他行业来得快，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1928年，美国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的老大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拯救措施，但效果不佳。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美元贬值近一半的做法，来挽救美国经济，并大力推进公共事业投资。但由于经济萧条，百姓购买实力降低这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中国的工商业对美国出口的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时上海的工商业一下子就跌倒了谷底，一蹶不振。
受此次经济危机牵连最严重的当属民营的纺织行业和面粉行业，在上海的荣家也是直接的受损者。荣家兄弟俩——荣宗敬和荣德生，一个做棉纺业，一个做面粉业，凭着他们做生意的精明头脑，荣家把生意的摊子铺得很大，靠抵押产业取得银行贷款，一连串地扩大经营规模，也与上海当时的政商名流及政府上层都很有交情。碰上了美元贬值、出口受阻的大难，荣家便找宋子文求救，当时他任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手握国家经济的大权。但因为荣家那时资产与负债差不多相抵了，所以他便想把荣家的纱厂全部归到中国银行的名下。
基于这个缘故，听说宋子文当时很是潇洒地对荣宗敬说道：“那好办，这个纱厂你就不要管了，你家里的开销一个月两千块我就包了，你就退出吧！”其实这意思很明显，他宋子文要吃掉荣家辛苦经营十几年的产业。荣宗敬这下没了法子，经过一番苦思之后决定去找陈光甫帮忙。当时我三叔李芸侯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往来部经理（往来部就是管放贷款的），陈光甫因宋家在上海也是有一些地位的，遂不好亲自出面，就派了三叔处理此事。
1936年2月，宋子文就约了五个人来谈吞并荣家产业之事，有三位是中国银行内部的人，另外就是叫上了陈光甫和另一家银行的负责人，碍于宋家的势力，陈光甫称病未去，只派了我三叔负责此事。当时，我三叔李芸侯提出让宋子文把荣家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1200万元由中国银行全部包揽，才能答应宋子文的提议，宋子文听了当下就有些傻了眼，他未曾料到荣家会有如此大的亏空，让自己的中国银行背负巨额的贷款着实是件危险的事情，经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放弃此事，荣家遂逃过了此劫。
可是日子到了九、十月的时候，事情一下子有了转机。因当年棉花丰收的缘故价格跌下了许多，纱布的利润也因此一路上行，纱厂利润的提高，荣家一下子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扭亏为盈，把难关度了过去，荣家的产业算是保住了。这里面我三叔的功劳可是不小，可以称为一个商业奇才了，后来我父亲能够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干事情，也多亏了我这位奇才三叔的帮助。
我的父亲母亲
李申甫，是我父亲的名字，他原名叫做钟岳，“申甫”则是父亲的号。父亲从小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到四川去学徒挣钱。那时四川挨着云南，茶叶出口的商业往来异常热闹，这样便带动了当地金融行业的发展父亲那时在钱庄里做了学徒，平时的日子是很苦的，往往都是四五更就要起来开始一天的账目对算，跟着师傅在柜上一站就是整整一天。到了忙的时候，只有在人员更替的时候才能吃上几口饭，便又开始匆匆的忙活起来。
父亲本身受的教育不是很多，才上了几年的私塾就出来做事情了。但是父亲有两个过人之处，才使父亲在以后做出些成绩来。一个是算盘打得好，头脑清楚，另一个就是父亲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知曾经使多少柜上的人羡慕。要知道旧时在钱庄做事情，每天在柜上来来往往这么多的账目要做，可全是凭着人的脑子快、手记得清楚，算盘算得清，账目记得一目了然是很得老板看重的。
民国时期许多人都在政治上吃了亏，尤其是金融业，政商不离的原则自古皆然，父亲做事情的钱庄亦是如此，一不小心就会吃政客的亏。但是父亲从不爱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一心一意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与那些前来从事金钱生意的政治家从不深交，因此也从没吃过什么大亏。
1938年我们搬到上海以后，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自1930年在南通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尔后我们也随着父亲都齐齐地住到了南通这片地界上。父亲在南通丁古角租了一套比较好的四合院，毕竟是一大家子人，虽然不如我们从前住的地方宽敞，但是好歹大家又都聚在了一块。
那个时候家里有我大哥、二哥、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在如此特殊的时期我们这一家子还能在一起也算是万幸了，总想着刚刚度过悲伤的日子算是到了头，以后会是幸福的好日子吧！就是这般想着，全家人都努力地生活，为的就是大家能在一起快乐地过日子，幸福、幸福真的来临了，母亲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怀上了我的小妹妹，十月怀胎都很顺利，可是在生产时母亲却得了产褥热，高烧不退。大家也帮不上什么忙，只得心里干着急。后来母亲因产后落下了毛病，被病魔折腾坏了身子，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享年40岁。全家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中，尤其是正值壮年的父亲，整日愁眉不展，时时盯着母亲曾经用过的东西，一坐就是好久好久。
李文钊的母亲尤汝玉（1897年-1937年）
我从小就很喜欢母亲的名字，尤汝玉，女为水中暖玉，温和可人，俏丽灵巧。母亲是江苏金坛人，那地方离丹徒和镇江不远，她家是姐妹两个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大了解，只知道她也是一个有名的方氏家族出身。方孝儒因开罪朱棣，全家遭难，遗族外套改姓尤。母亲还有个姐姐叫做尤汝金，但是她姐姐死得很早，家里也就留下她自己一个女孩子，她家族不是很大，但遗风犹存，母亲也算得上大家的闺秀了。母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兄弟姊妹照顾得很好，平日里会亲手缝制衣服鞋袜，不会让下人动手，她总觉得让自己的孩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是一种幸福。
父亲是位很正直顾家的人，平时的银行工作压得他会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从不会把工作的情绪带到家里面来。记得1936年我们刚刚到南通的时候，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200元，一般都会交给我母亲80元留做家里的开销，剩下的父亲会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之后到了上海，他手里有两三万元的余钱，在那个时候算是挺多的了。再加上当时银行的福利也是不错的，特别是对职工子女的教育有很多的资助，像是上学什么的都是由银行资助，所以这方面让我父亲省了不少心。其实父亲也是可怜得很，中年丧妻，自己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其中的心酸也难为别人知道。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都陷入了炮火声中。父亲有很强烈的爱国心，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事情，便把银行的金融资源和人脉关系全部送回了上海总行管理。1938年，日本人也很快就打到了南通，我们一家人当时打算走水路准备连夜逃离。当日凌晨，日本兵就进驻了南通，尔后我们趁机坐船跑到上海去了，后来便随着父亲一直定居在上海。
父亲的正直也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平日他处世为人都很谨慎小心，或许是因为在银行做事严谨的原因，对待其他事情也是一丝不苟，生怕遗漏了什么。他也不坑人害人，但小心处事还是很有必要的，父亲一生在社会上都没遭到过什么大风浪，这多半与父亲的性格很有关系。我听过父亲自己讲过的一些小趣闻：当时南通分行有一位厨师，把厨房一些物件抬走变卖获利，这事情被父亲发现了，他让他们拿回去，但没有当面揭穿厨师的贪污行为，他还是很照顾别人的面子的，因此父亲在下属同事中有些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