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校很是特别，它创办初期开设了纺织学院，后院系逐渐丰富起来，由单一性质的师范院校变为了有测绘、蚕桑等特殊工种的综合学院。其实这也是由当时国家的一些政治、经济的需求所导致的结果，工商并重才能适合国家的发展，所以张謇以自己的力量开创了独特的工商学校，培养工业和商业所需的技术、经营人才。
我在南通师范附小念书的两年时间，都是与哥哥姐姐一块度过的，我们几个都是在此念的小学。那是一段很幸福的读书时光，学校时常组织学生唱歌、跳舞，尤其是我姐姐，每逢跳舞尤其欢喜。那个时候我是个淘气的孩子，一下课就狂奔到学校操场的秋千处，疯狂地荡着秋千，玩得那叫一个带劲儿。记得那时会把秋千荡得很高很高，感觉那一瞬间我就似飞翔了一般畅快、飘荡、自由。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大哥叫做李文钧，1923年出生，1962年去世，他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哥这一辈子不算有多大的出息，生活得比较平庸。从小他对于读书就不怎么喜欢，这方面感觉不到任何的兴趣。于是学还没有上完，相当于高中生水平就让父亲赶紧给他找个工作，遂投身于工厂和商业做了名普通的职员。上海沦陷后期，经济不景气，许多人都因此失业回了家，他有一段时间也没有事情做。解放后，因他至少还有个高中的知识水平，便进入了一家国营的工厂当了技术员，但是好景不长，大哥在成家不久就因脑病去世了，遗下妻子邱玉琴和侄儿李思进，文革后他们与我们分家生活，但仍居住在一起。
二哥李文锡1925年出生，1938年去世，死因与大哥相同，似乎都是脑膜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是很难治愈的，而且普通人家根本连医院都去不起，记得当时二哥是去了医院的，终究还是没能保住性命。而大哥得病时，因那个时候家人也不是很懂，只是记得大哥因病昏迷了过去，1962年就去世了。二哥在念书的时候很是聪明，每每考试都不用发愁，是父亲的最爱，但他还是我们一母同胞的兄妹中第一个撒手人寰的。
姐姐李文琪，比我大了两岁，但自小身子弱常生病，上学较晚，所以在后来全家迁到上海的时候，我与她还是小学同班同学。但是姐姐学习成绩很优秀，记得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全班三十二个人，姐姐的成绩是第二名，而我也才第五名。姐姐属于用功的学生，她还练了一手好字。1952年姐姐从上海财经学院会计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沈阳，而此时我已在沈阳工作两年了，后来我们还见了一次面。姐姐在结婚以后就跟着丈夫去了江西、兰州，最后回到苏州。她的丈夫名唐恒治，参加过新四军，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地下党员，先后在北京、江西和甘肃天水飞机工厂任职做技术工作，解放前一直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很受党组织的重视，姐姐后来随着他到三机部的飞机工厂里面工作。我们姐弟念书的经历基本相同，在政治纷争的年代，入了团、入了党，奔着心中的光明去奋斗。
家里参与政治最早的要属弟弟李文铨，他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党外围组织“绿营社”的一些政治活动，上海1949年5月解放以后，他便积极上进加入了新民民主义青年团。
1944年，李文钊与家人于上海中山公园留影
左起：李文钊、姐姐李文琪、弟弟、继母
解放之后，弟弟与我一样在圣约翰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简称“约青”）上了中学，1952年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航空系，在学校归并后独立成了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弟弟在学校学的是航空飞机发动机专业，他们那届学生一共三百多人，最后大概出了五位院士。其实他们那一拨人是我比较羡慕的，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时代，有很多好机遇，现在从事国家航天工程的专家里就有好几位是他的同学。弟弟是家里几个孩子中比较聪明的，1952年我到北京时还与他见了面。我们两个许是因为性格相似的缘故，所以关系比较好，他在大学学习条件很艰苦，当时我对他有过一些帮助。后来弟弟一直从事科研工作，先是在三机部的一家研究所工作，由于条件所限也没有什么成就，最后就转到了民航管理局从事民航的试航工作直到退休，尔后单位介绍去了爱尔兰使馆从事航空业专家顾问一职，又工作了十多年，同时还兼任航管培训教学工作。
最小的妹妹李文蕙，母亲因生她得了产褥热落了病根，到第二年就撒手人寰了。妹妹李文兰便交由我大婶婶带到老家扬州去抚养，同时婶婶的几个孩子跟我们住在了南通，妹妹在扬州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了1938年我们搬到上海后才把她从老家接过来团聚。妹妹因此在上海上了学，直到高中毕业。她那时念书一般，大学考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不得已就到了复旦大学生物系当了教学辅导员，出嫁后跟着她丈夫何光楹到了黄石，后又因工作单位地址变动调到了南京。妹夫是建筑工程师，现已故去，留下妹妹一人在南京，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何方在南京安全局工作，女儿何媛现移居加拿大。
七七事变，举家迁往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日军很快占领了南通，顿时大街小巷枪炮声连连不绝，人心惶惶，局势动荡不安，当地的经济混乱得不成了样子。由于父亲早早就听到了风声，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逃难的船只。在准备逃走的当天，我记得是清晨四五点钟的光景，父亲匆忙把迷迷糊糊的我们叫起来，行李是提前就已经准备好的，一切准备齐全，等全家上船就可启程。
我们当时走得比较早，日军还没有全面占领南通，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当时船没有直达上海，而是绕到了掘港镇，后来又才辗转到了上海。
在这之前父亲已经与上海的总行通了信，准备把南通的业务全部转移到上海总行，遂在一切交接业务完成后，父亲听从总行的命令到上海继续工作，处理南通分行未了的事宜。
当时的上海
我们一家人在搬到上海后，三叔帮着我们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在极司菲尔路，就是现在的万航渡路42号。这是一所原先是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大使的房子，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撤出了上海，这房子就一直空着，还是他的亲戚把房子租给了我们。这是一个德国式建筑风格的三层洋楼，我们当时住在一二层，三层则分租给了别人，那房子还带有漂亮的花园。
极司菲尔路是外国租界“越界筑路”的产物，即越过了租界的范围，但却由租界方进行管理，侵略者为的就是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
上海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当时是各国租界的聚集区，大大小小分布了很多租界区。我们住的地方不是租界区，但离租界的静安寺很近，大约走上半个小时就到了。那个地方属于市区，交通繁华，时常看到有轨电车驶过。从大马路往南步行，便是二马路一直到四马路，那一大片范围属于黄埔区域，而我们居住的地方则称为西郊。
极司菲尔路的76号在当时是汪精卫的特务机关，而我家当时在42号，离那里不远，约有15分钟的路程。
我们家当时住的德国洋楼其实并不属于有钱人家居住的。当时家境比较不错的，人家的房子都是西班牙式、法国式和英国式的，而且这样的房子在上海租界还真的不算少。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房主即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大使回到上海，因此这个房子要收回，我们便由此地搬到了河南北路洪福里弄堂的房子。（石库门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