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性格真的是好极了，忍耐力强得很，当时他在银行做事情，平日里工作繁忙，没有多少闲余的空档与我们玩耍、聊天，一有时间与我们相处的时候，便也顺着我们，只要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父亲还是很温和的，对母亲也是照顾有加。
开明父亲
父亲不是旧时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人，对妻子关爱尊重，对孩子说理重教，所以家里的关系都十分和睦。尤其是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更是恩爱如初，可能多少是因为我母亲是续弦和表亲的缘故。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得很早，他是后来才娶的我母亲，母亲又是我祖母的侄女。父亲是1885年出生的，而母亲是1897年，两人之间足足差了一轮的年岁，或许父亲更多是把母亲当作小妹妹宠爱。每每想到这里，确是感到他们的有缘。
那时的家庭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多半是严肃苛刻，所以子女和自家父亲的关系更像是阎王和小鬼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多少是有些庆幸的，因为父亲的思想很民主，他在教育孩子方面不会那般的严厉，反而会把自己在社会上接触到的当时先进的思想灌输给我们，为的就是让我们不做被社会抛弃的人。
许是因为父亲在银行工作的关系，他常会与我们聊些对个人经济上的看法，劝导我们长大成人后自己要在经济上独立起来，不然会受到很多牵扯。同时还会教导我们，要学会储蓄，所得的钱最多花三分之二，剩下的就要存起来，以后人生遇到的事情很多，那个时候就会感受到有余钱的好处。所以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父亲这些从前的教育的确给我们莫大的帮助。我们工作以后在经济方面从不负债过日子，每每遇到大事时，因有储蓄还会得以舒缓，这一切多亏了父亲的指点。另外，父亲还秉承了传统的勤俭持家的观念。我们当时的日子算是比较好的，那个时候大米是十块钱一担，这一担就有150斤，当时父亲在银行的工资较为丰厚，那时大学教授的月薪只有120～300元，劳工只有8～10元钱，相比较而言父亲的月薪确实不必担心一家子的生活问题，但他还是在平日里勤俭持家，从不大肆铺张。这一点，我们从小就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
父亲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在买东西回来后，会留有一些包装纸和用过的绳子，父亲都会把它们分别整理好以备着下次使用，物尽其用，绝不浪费。父亲做的这些都点滴地印刻在我们年幼的脑海中，对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颇大，使我们受益终生。
李家的传承精神
父亲身上的那些好习惯，都是自幼受到祖父辈教育及少时贫穷的结果。除了勤俭持家的精神外，对父亲而言他从家族继承下来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兄弟姐妹间的和睦相处、互相照顾，也是在后来让我们三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缘故，大家和睦地生活，相互照顾，甚至后来大伯家留下的几个孩子的工作，都是三叔和父亲一手操办的。
我大伯父去世后没过多久，因为父亲要去南通工作，就把守了寡的大婶婶和几个年幼的孩子一同接到了南通生活，当时大婶婶很感动，嘴里直叨念着，“还是家里人好，还是家里人好！”当时大婶婶真是很可怜，本没有什么文化，自己还要带着几个不大的孩子，生活异常的艰难，在这之后我们两家便生活在一起。后来我母亲因产后落病去世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落到了大婶婶的身上。或许多是在自家男人去了后，深受父亲母亲照顾的原因，一家子那么多的孩子需要照顾，大婶婶也尽心帮助。总之，我们就这样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教育与培养
因为李家世代为大户人家，所以在子女的教育尤为看重，父亲自是上心。在教育方面主要是以道德思想为主，这一点与中国的儒家传统尤为相像。父亲时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不要学外面社会上的歪门邪道，兄弟姊妹间要互相帮助。他很看重孩子的道德礼仪，倒是在学习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和督促，许是因为父亲自身受的教育就不多的缘故吧。所以在我们几个孩子上了中学和大学后，父亲都只是寻常的关心而已，并没有过多地干涉和阻碍。这一点，让我在上学的时候感到颇为轻松，有许多自由的空间去学习自己喜欢的知识，感到幸福快乐且很少有压力。
父亲那一辈人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他比较重视对传统道德方面的教育，虽然父亲没有什么太多文化，但他勤于读报，也同时是位老实人，但在做人的方面，父亲却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而且对我们影响颇深。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父亲给我们讲过的《朱子家训》。该文的作者是位明朝的理学家，叫做朱柏庐。这是一篇教导人应该怎样做人的文章。该文又名《朱夫子治家格言》，虽然书中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却精辟地阐明了修身齐家的道理，在旧时是很有名的一篇家教名著。
其中有不少的佳句，如“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施惠无念，受恩莫忘”，这些古人流传下来的做人道理是父亲最喜欢教导我们的句子。那些社会道德观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还有许多教导他人警醒的名句，这些都是句句需要细细斟酌的。如“春冰薄，人情更薄”，就是说那些重利轻义的人，比春天水面上的薄冰还轻薄，用这个比喻描述当时现实入木三分。
“黄连苦，贫穷更苦”，就是提醒人们在经济上要留有余地，想到做任何东西今天你可能拥有，但是明天就可能没有。要注意有时“须思无时苦”，不要有了今天，就不去想明天。还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意为任何东西都得来不易，我们要秉承爱惜东西的理念。像这些做人的道理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已植入到心中，伴随着我走过了后来的人生。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诸如此类的老话都是我们那个时代，有志向的人必须要懂得的东西，否则你若想要成功则极为困难。现在想来那些话语都是人们亲身经历得来的肺腑之言，具有很深的哲理。
父亲一生得以在银行业相对安稳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远离政治。民国时期，政治的黑暗笼罩着整个中国，外敌的入侵导致国不像国、家不像家，父亲一生的宗旨就是远离政治和国民党，不愿与任何政治人物有所牵连。父亲在教导我们的时候时常叮嘱这一点，但是又为时势所左右，不得不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因自小受到父亲政治观的影响，对政治有所抵触，认为它是比较反面的东西。后来在真正融入政治斗争中时，心中常有困惑之感，觉得这条路自己走得是如此的顺利，但是这又与父亲的教育是相悖的。于是对于父亲、对于自己，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困惑。
在旧中国，政府与民生事事都与政治牵扯，什么都是政治说了算，就连关系到国民生活的经济也必须要服从政治。这些看似如此的虚无，可是与孙中山先生当初对政治下的定义，却又如此的相悖。
孙中山先生说过，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意思是政治可以做到国富民强，大家都生活得和谐安宁。可是看似是如此美好的东西，到了后来却又变了味道，任何事情都是政治说了算，而不考虑国民的实际处境。曾经长期经济都服从政治，而经济本应该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如果把经济的问题捆绑到政治的车轮上，就必然会造成很多发展中的谬误发生。在1945年-1948年国民党统治期间，物价通货膨胀，纸币价值大大缩水，导致后来出现了老百姓上街买大米、面粉，都必须要在自行车上捆上大摞的“法币”，才可以买到足够的粮食，当时国民境况的窘境已达到崩溃边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也曾经在政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虽然政策的用意与目标是好的，希望早日让人民富裕起来，但制定政策时脱离了国情民情，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