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对于政治是避而远之的，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开了老百姓的玩笑，在变幻无常的政治漩涡中，人民很难置身度外。但是在做人方面，父亲这一代人在还是有他的立身之本的，而他的处事原则也对我影响深远。
我的出生地
江苏省的扬州市是我的出生之地。虽然我只在那里生活了短短几年时间，但那里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多少还是会有些感情的。扬州这个地方自古就是上海经济圈和南京政治圈里的重点城市，所以全国各地的人员往来极其频繁，可以说扬州是秉承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我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扬州。那个时候。扬州有钱人的房子都是沿河而建错落有致，放眼望去很整齐、很舒服。我们当时租住房子的房主是位寡妇，孤儿寡母的依靠着房租维持家里的开销。她有个儿子叫卞敬塘，后改名卞孝萱，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民主党派，成为民主建国会的一员，后投身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工作，现在据说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虽说他那个时候也才念到了高中毕业，但是读书极其刻苦，就这样一路自学成才，想必这一路走来他也是艰辛万分的。
我与卞敬塘也是解放后在1954年才见过几面，他那时为了照顾他的母亲，已经搬回了扬州，或许是离南京近的关系，他后来因才在南京大学谋了个教授的职位，这个工作倒很适合他。
现在我依稀记得我们租住的那个宅院。当时那里的人们管房子周围的巷子叫做“九巷”，名字听着甚是古怪，其实也就是寻常巷子的样子，四周都是风格相同的房子聚在一起形成的居民区，但九巷还是有它独有的特点，就是房子都带有属于主房自身的花园。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花园里纳凉、喝茶，家人们坐在一起聊天，很惬意。
我们居住的房子一排一排的，共有五进，坐北朝南，还附有厢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天井，家家几乎都是这个样子。一进大概有七八间房，足以容纳一大家子人的居住。那个时候的房子与现在的不大相同，虽说是独门独院，但房间都会建得很高，冬暖夏凉。现在这些房子很可能已经被拆掉了，实在是可惜，按说它是最能见证扬州历史的建筑。
扬州富裕人家的房子差不多都是深宅大院，我们租住的房子的格局就与江南水乡的地界儿差不多，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只是我当时居住地方的周围人家都是家境条件相对好一些的。
20世纪30年代时我年纪毕竟太小，对周围人家的情况了解得不是很确切，但能住在市区那样的旧宅里，感觉还是相当满足的。
记忆中的扬州
扬州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再加上在历朝历代都是经济重镇也是历史重镇，所以较一般的地方相对还是比较繁华的，因其文化历史悠久，遗留下来的古城韵味很浓郁。尤其是遗老遗少居住在这水乡的房子里，清清静静，十分悠闲。澡堂子和餐馆，这两种地方可以说是旧时扬州出名的老去处。现在人们提起澡堂还会想起过去那古朴的石澡池。
所谓的扬州富裕人家，都是早晨是“皮包水”，就是上午喝茶、吃点心，到了晚上就会去泡澡堂子，就是所谓的“水包皮”。这个说法听起来着实的有意思，可见那时候扬州富裕人家的生活是多么惬意。
举家迁移到南通
生活本该是平平静静的与家人同乐，可在1934年至1936年三年间我家接连失去了奶奶、爷爷和大伯，李家一下子失去了三位掌家的主心骨，父亲当时也在南通工作，于是，我们分居后举家迁往了南通生活。
在南通居住的房子相对扬州来说小了些，似北京的四合院。房子进门后，也有一个门房般的屋子，再往里走就是我们居住的主间。天井倒是很大，记得我们搬到那里后就在那个天井用大瓦缸养了些金鱼，种了些荷花。时逢夏日，微风拂过，景致惬意舒爽。
家里一直都是租房住，到南通当然也不例外。那个时候租住的地方离父亲工作的地方很近，大约走上个五分钟就到了。父亲那个时候是负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通分行方面的业务，所以住在那里很方便。母亲去世后，父亲为了不再睹物思人，也就把那里的房子退掉，我们移居到银行东边的一排平房里。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局势愈加严峻，南通已经不安全了，于是1938年我们全家搬到了相对安全的上海。
我在南通师范附小读一二年级，因为父亲在银行工作，家里在南通的生活还是比较舒适的。
南通的童年日子
1936年前，我都是在扬州生活，过着衣食无忧、不问世事的孩童生活，那个时候我不过才是个六七岁的娃娃，记忆里就是整天和自家的兄弟姐妹在花园里玩耍，对扬州的印象也不是很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南通上学后，记忆就比较深刻了。记得在南通念书的时候，师范附小对于学生的管理很是严格，教学与休息都是井井有条地进行着。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刚刚搬到此处，生活上与扬州也有些不同了，从大家庭的热闹变成了小家庭的单独生活，这多少还是有些冷清和不惯的。
记忆中的社会印象
扬州的生活记忆多半是停留在孩童间的游戏上，我对于社会的印象是从南通开始的。那个时候，老百姓平时的生活多半是比较平稳和沉闷的，出彩的地方很少。从1927年—1937年，这十年也算是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经济的发展、工业的进步还是让这个社会多了些期盼。尤其是上海那个地方，短短几十年的功夫，就发展成为中国的“东方小巴黎”，但上海毕竟是发展太快了，不足以让人全面地看到真正的中国。后来我在上海，亲身经历了日本占领上海；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人进驻租界；抗战胜利，国民党又接收了它；最后共产党解放上海，这一幕幕场景如同电影胶片一般，至今在脑海中上演。
在南通上小学
1936年，我在南通师范附小上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没有类似幼儿园或是私塾一类的教育机构。选择在此念书一是因为学校离我家只隔了条护城河，再者当时父亲工作的银行提供家属船只，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遂每天早晨划着船就可到达河对岸，把船栓在河桩上就直接奔向学校。到了放学回家的时刻，也是如此划船回来。
当时的南通师范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状元张謇（jiǎn，忠诚正直）创办的，后来他成了很有名气的民族实业家，他创办过棉纱厂、面粉厂等等。虽说张謇是清末的状元，但是他并不醉心于仕途，反而热衷于实业救国，开垦滩涂田，蓄淡洗盐后种植棉花，创办纱厂，他都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的。当时他家住的房子离上海银行很近，因为业务的关系，父亲和张謇家族的下一代张孝若比较熟悉。当然因为南通是张謇的实业基地，这地方也多少靠着他的关系发展得很好，在南通当时有规模很大的纱厂、布厂，像大生一厂、大生二厂等，这些都为南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我上学的南通师范附小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那上面还装有秋千等各种运动设施，很适合我们下课后休息与玩耍，教学的地方呈四合院布局。师范附小是一个师资相当充足的小学，孩子们念到小学毕业后可以直升这里的师范中学，学习氛围相当浓厚。
与此同时，张謇还创办了一个南通纺织学院，用于为自己的工厂培养技术后备人才。
南通师范学校建立于1902年，当时还处于清光绪年间，是张謇筹资在南通城南三元桥北千佛寺旧址创办起来的，即在我家河的对面。而且这个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等师范学校，学生从附属的师范附小毕业后，可直升中学部。后来在开办的第二年从私立性质转变为民办的通州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