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曾经专门讨论过国家计委的工作，当时毛泽东有过重要的发言，其中讲过“边打、边稳、边建设的方针，计划工作要学习苏联经验，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做。”国家计委刚刚成立初期时，工作并不很多，平时工作由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处理。
踏入生产第一线
1952年，由于东北是处于全国工业的重点地区，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国家计委便会从全国各大区抽调一些有经验的人员去参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于是，我在1952年的12月被上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1953年10月1日，全家福于上海留影
（前排从左至右、继母曾淑、父亲李申甫；后排从左至右、妹妹李文兰、主人公李文钊）
初到国家计委，我被安排担任轻工业局纺织处技术员。当时局长为胡明（后为纺织工业部部长），他本人亲自带领人员参与规划国家第一、二、三个五年计划中纺织行业的生产规划。我主要负责非棉纺织业，如化纤、毛、麻和丝绸纺织企业的生产计划及基本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
我们的工作首先就是下到各个基层去实地了解情况。记得1953年春，我第一次跟随王巩处长到广州，对广州、佛山等地的一些纺织工厂进行实地的调研，后来又奔赴上海等地，工作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除新疆、宁夏、西藏等地未涉及）。所到之处，我都会对当地纺织工业的真实情况进行认真的调研，然后提出问题和建议，为制定下一个年度的经济计划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在对全国的纺织行业调查中，我才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不再似从前般重复地工作，机械地调研，而是进入纺织生产的第一线去工作、调研、学习。
我要做一名纺织工程师，我要做一名出色的纺织工程师！这话语，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响起。
纷繁沉浮
1954年，留影于杭州
1954年，与大学同学聚会时，于北京留影
（一排从左至右：郑庆泰、李维仁、黄齐模、丰有信； 二排从左至右：王补、李文钊、陈瑞龙、余锦如）
我从东北来到首都北京后，当时住在北河沿，这里原先是北大三院所占用，后来才被国家计委征用。当时国家计委成立不久，通过中央组织部在全国各地大批调集人才，尤其从东北大区各工业部抽调骨干力量，我到国家计委的时候已经有数百人之多了。刚开始我们是在北河沿原北大三院的楼里临时办公，同年才开始建造国家计委的大楼，这一建就是两年的时间，我们1954年才搬到新的计委大楼里工作。在这两年中，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
当时适逢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北京这个政治都市，政治的敏感度尤其突出。这期间，发生了“高岗事件”。谁主沉浮的世道，纷乱迷茫，但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是一心为自己的工程师梦想不断学习，毕竟政治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不如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
终于我等到了机会，1956年国家计委计划把一部分技术员提拔为工程师，其实这是一项选拔政策，它是根据技术员平时的工作能力和实际经验进行的严格选拔。当时参加选拔的技术员工作经验都较丰富，鉴于我这些年踏实肯干，做出过一些不错的成绩，我在1956年，时年26岁时被提拔成为了一名纺织工程师（九级）。当时我的心中感慨万千，那梦想在此时此刻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我的工作
我在国家计委轻工业局纺织处主要是负责做行业调查研究，以及编制年度生产计划，并到实地去了解情况，然后向上级做情况报告。在编制五年计划时，是需要与纺织工业部一起来研究的。当时纺织工业部有它自己的一套计划编制系统，从消息来源到资料来源，我们双方需要经常地互相核实资料的真实性，因为这项工作是一个宏观性的经济布局，一旦出了差错也就意味着国家在未来五年内的经济发展计划有付之东流的可能，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错误。当我们双方在探讨中发现了问题后，便会一起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即经济计划方案初步形成。五年纺织经济计划方案，基本上还是需要由纺织工业部和我们轻工业局、轻工业部的最后定夺，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做每一项的调查研究工作时，必须要秉承一丝不苟的精神。
那个时候国家计委的基本做法就是一开始会派人到各地作出各种综合评定，根据国家农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预测未来各种可能的条件下，对于工业财政支持的力度，建设用的钢材、水泥、木材等原料的供应方面，制定出一个适宜的方针和发展速度。这是参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编制出来的，而苏联专家阿尔西波夫驻委指导。记得在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全国工业的总体发展还是不错的，几乎每年都呈现出15%的增长率。
这个出色的结果是在我们这些计划制定者的预料之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孕育它的过程中，可谓付出了我们这些策划者的全部心血，毕竟，这是属于中国经济的第一次完美胜利。我看着那些全民喝彩的情景，顿时感到我们的这个“孩子”，真是太美、太美了！
困难的调研活动
国家计委的调研活动主要是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一些实地调查，以利上级部门及时解决问题，这样做有利于生产与经济的顺利进行。我在实地的调研活动中，经常遇到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政府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经济口号，普通百姓把它当作指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认为它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是一致的。这往往会造成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误区，但是我们根本无法解决这样具有宏观性的问题，只能不断地向上级反映。
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动力，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比如当时项目经费要“搞平衡”，即一个项目若需要100元的总投资，上级政府只会拨给70元，这些钱只能先用于搞建设，建设是第一位的，至于生活这方面，上级政府则能拖则拖。各部门要完成中央政府布置下来的许多建设工程项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可是当时的现实是根本不具备同时开启很多大项目的条件，这些都给各部门造成了不小的实际困难。同样也会给下面实施具体建设项目的企业带来不少困难，导致许多项目在施工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这样“双失”的局面是很浪费资金和时间的，这就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当时却被忽略，甚至连基本的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要求都不能够满足了，这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悲哀之处。
1956年入党后
1956年7月，于北京钓鱼台留影
原先我一直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来参与组织各项工作，随着我工作经验的丰富与积累，我从未放弃过上进的念头，提交入党申请书就是表达我自己的进步要求。那一年，我是怀着严肃而紧张的心情，递交上了那份诚恳的入党申请书。
由一位年轻的团员成为一名应拥有更多政治觉悟的共产党员，是需要一系列的严格审查的。从自己的家庭历史关系、社会关系到思想和工作表现，这是一条既漫长又严肃的审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