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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的纺织业守望--李文钊回忆录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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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如梦的五年

 

1947年于上海留影(时年17岁)

 

1950年8月,李文钊(最后一排左一)毕业照时于上海留影

我当初考入这所学校的梦想,是立志当纺织行业的工程师,但是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东北的统计局干了一段时间,又转到了东北计划委员会,那一段时间心里烦躁了许久,因为我一直想到工厂的第一线去从事纺织工程的工作。

在这期间我也要求过调到第一线,但当时机关的实际情况不允许,所以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以前年纪小的时候,总认为读书仅仅是把课本念好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忽然有了一个自己认为很大的梦想,并且全身充满了无限的干劲。这五年是我人生大飞跃的一个重要阶段,我在学校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它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一个我以前都不曾踏入过的地带。我接触了大量纺织工程的技术知识,并且亲自参与其中,可以说这五年为我以后成为纺织工程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充实、质变、飞跃,五年的时间让我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梦想,认识到在现实的鞭策之下,必须努力,必须超越,落后就要挨打。

从黑暗到光明的五年

从1945年到1950年这一段时间,上海的社会局势愈加严峻,国民党做最后的抵抗,把上海彻底圈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腐朽的政府毕竟是不得人心的。

那段时间上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数值几乎是一天一变,经济已位于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已经稳定不住动荡的经济局势。他们只会在这样黑暗的情况下,以稳住自己的统治为第一位,对经济施行了一些掠夺的手段,如发行金元劵,以此来搜刮老百姓手中的积蓄,掠夺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特别是因为金元劵的发行,导致上海的经济局势一度崩溃,但是国民政府似乎对此乐此不疲,继续推行金元劵。三百万法币兑换一金圆券,老百姓不得持有黄金、美钞和银元。

他们倒行逆施,搜刮百姓的财富,用政府的力量进行施压,强迫百姓把攒下来的美元、黄金、银元交到他们统辖的中国银行旗下,然后兑换成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新型货币。那个时候就是蒋经国在上海督导这个事情,表面上唱着打击投机倒把,实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百姓进行金银搜刮。更可笑的是,他们还暗中支持和策划了绑架上海当时的大家——荣氏家族的荣德生,事情当然是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后来勒索了荣家几十万美元,当时荣家因纺织业受挫而陷入困境,不得以把所有家财散尽才把荣家老二赎了回来。想来也着实令人感到愤恨,这哪里还有政府的样子,恐怕与强盗倒有几分相像。

国民政府在上海推行的一系列旨在搜刮百姓钱财的政策遭到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每天街上都有游行,尽管有军队阻挡,但终究是邪不压正,国民党政府毁灭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相比较起来,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英明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甚得民心,国民党政府自己掘了坟墓。那个时候学校里经常流行阅读《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学生都十分支持共产党的战略决策。

国民党的大肆搜刮很快就波及我家,成为受害者的滋味很不好受,当时与我家有类似家境的家庭都对国民党的行为普遍感到不满,希望他们早些垮台,对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十分向往。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时常会喊起“反独裁,要民主、自由,建设新中国”的口号。每当这个时候,无论街上的人认识与否,都会怀有同样的期待自由与民主的火热的心。许多人热血沸腾地呐喊,愿意为新的政权服务,这便是民心所向的力量。

当然这个趋势还与当时社会上新的民主思潮有很大的影响,新社会才是人民真正向往的世界,那个时候街边唱响起很多红色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至今,那曲调依旧荡漾在我的心里,久久不曾褪色。希望,真的就在不远处,因为新社会即将到来。

青春洋溢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里

在这五年的学业当中,其中特别的重要的事情当属我在1950年3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当时共产党在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方面很是热烈,我与社会上先进的思想有了一定的接触,也深刻地坚信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要走的道路,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便自愿申请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考虑到父亲的脾气便没有与他商量,而是自行决定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在当时也属于很是大胆的行为了。

直到1950年8月我从上海工专毕业,父亲还不知道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

东北——开始起飞

1950年时逢我毕业之际,东北的新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因为要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援。于是东北人民政府就派出了一些招聘团南下上海,来寻求人才资源。他们与上海人民政府接触,在我们学校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招纳人才。于是我便兴致勃勃地报了名,与我一同报名的还有同校同级的七八个人。

东北地区是1948年前夕得以解放的,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此奴役和压迫人民的日子总算告终,但是因长期封锁与奴役,东北的经济和文化都十分的落后。1945年日军从东北撤军后,日本技术人员也被遣返回国,留下的很多工厂已经荒废无人管理,于是只得南下寻找外援人才来重整东北的经济与民生。

当时来到上海的东北招聘团统称为“东北计划委员会招聘团”,他们招聘的条件要求很高,青年学生必须是正规学校毕业,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水平,当然也会重视招收党员和团员和社会人才,但不是仅优先招收思想进步的人员,而是看重人员的知识能力。根据个人意愿与发展,到了东北后是可以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的。但是那个时候申请通过加入党组织是十分不易的。

我毕业时,已经为自己畅想出一个很美好的未来——当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纺织工程师。当时真是满心欢喜地准备去东北闯出一番天地,后来也是因为我是团员,在服从组织分配的原则下,还是留在了机关工作。与我一同申请去东北的两个同学,他们坚持要下第一线的工厂工作,于是周保善被派到了沈阳纺织机械厂,顾文元到了哈尔滨亚麻厂去工作,我当时心里也是有几分的羡慕。

我去东北计划委员会招聘团报名的时候,他们是在上海的新亚饭店进行招聘,我们到了那里参加了招聘的面试,很顺利的地被华东教育部通知入选了。记得当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和同学一起坐上去往沈阳的火车时,内心感慨万千,觉得大显身手的时候终于来临了。记得同行的有之江大学的蒋伯申、严坤元、姚艾民,震旦大学的徐进心、陈震裕、丁涤清;以及武汉大学的熊玉柏、李介民、刘鸿熙等同志,还有四川大学的一些毕业生会集于工业统计处。激动的心情很快被漫漫的长途疲劳所磨灭,我们坐了两三天的火车,一路上火车的速度很慢,走走停停,车上也很拥挤。实在疲惫不堪了,就会在地板上铺一张床单侧卧而睡,已经丝毫考虑不到脏乱的问题。记得那次旅途真的好累好累,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疲惫的脸上时不时地绽开笑容,因为梦想就在不远的东北,我们离那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