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时，敏感的政治气氛还是时刻充斥着浏阳地区，我们这些下放的知识分子与村里的人很少接触，多数的社员对我们这些中央机关下来的人还是敬而远之，有所戒备的，但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倒也是都会说一些真心话。
这里的村民大都是朴实的老百姓，他们的愿望只是全家图个平安、吃个饱饭而已，但是受当时政治风潮的影响，全村上下人心惶惶，往日的热情早就不复存在，没有人会对陌生人说一句真话，因为要是让村干部知道后，自己的全家老小就会遭罪、过上更加艰苦的日子。所以封上自己的嘴，才是保平安的最好办法。
当年农民挣扎在艰苦的生活道路上，年年岁岁地在地里奔命，其实为的就是将来的日子能够好一些。在当时自然灾害的侵袭下，国家虽然缓步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毕竟真正的好日子还是没有到来，贫穷依旧围绕着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
20世纪50年代窘困的经济
每每提到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情况，我现在很习惯用安子文[3]在他的一篇文章里的话语来评判，他说，“经济就是经济，经济是有规律在运行的”。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经济运作都必须要按部就班地运行，这其中容不得丝毫的虚假掺杂其中。
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局不稳，经济因战争的消耗面临崩溃，国民生活一度贫困，可谓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资源，几乎当年国家财力的40%都投入了战争的消耗中，在胜利结束了战争后，又再次投入大量的人民币援建受战争重创的平壤，内忧外困，国民生产力在如此窘境下依旧有所提升，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艰苦奋斗的结果，国民付出的代价是用数字无法估算出来的。人民经历极度的饥饿，国家萧条的经济、破败待兴的山河，可以说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受艰难的人！
就这样在忍受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作为国家计委的一名工作人员，时时感到肩上的担子似千斤般沉重。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中央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口号，就是一切要以发展生产为重。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制定每一年的经济计划时，想尽办法去提高整体方案的可实施性，而不是只考虑生产的问题，让老百姓填饱肚子，才可以谈生产、谈发展。
缓步发展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路线，学习苏联的国家发展模式。在那段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中央制定的经济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为处于恢复创伤时期的新中国带来了诸多好处。到了1957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可谓有了很大的提升，此时的物价水平还在很低的点位徘徊，老百姓买东西所需的费用是相对较少的。当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一个月的工资可以领到近100块钱，局级的领导则可以拿到200块钱，一般的老百姓、技术工人领了一个月八九十元的工资就可以养活全家的老老小小。这全要归功于国家实行的严格的价格控制政策，日常生活的农产品价格都是国家层层严控把关，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晚期。
国家就是在这样严控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缓慢地进行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1957年至1982年，25年间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几乎是冻结的状态，没涨没落、没升没降，但是经济毕竟要发展，消费水平的上涨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直到1982年，全国的工资才做了第一次大的调整，而住房是国家供给制，水费一毛钱一吨，所以生活还算稳定，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水平原本可以提早达到的，但是因为“大跃进”的极端冒进，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体系被破坏从而导致供应短缺。当时农民的口粮短缺，手里也无余钱，无论城里还是乡镇村头，生活用品供应匮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虚假的产量、高征购，由于浮夸，地方上的领导还要犯愁“这么多”的粮食要怎样才能吃完……结果却是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这些都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导致的恶果，历史的教训极为惨痛。
在经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经济艰难且缓慢地爬行了几十年。
小高潮——“大跃进”时期
我在被下放整整一年后，于1960年回到了北京。这段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大跃进”时期，举国上下全民总动员，虚假谎报生产量的“浮夸风”盛行。我则以一个静默的旁观者，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可笑、可悲、可叹，却又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只能静静地等待着转机的到来。许多国家计委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未来的结局，但是在当时一名小小的公职人员又哪里有说话的权利？
在长时间的阴霾笼罩下，总会有时代的开拓者挣脱思想的禁锢，努力让阳光照射到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那个时候国家计委有一位重工业局的局长，他的名字叫做薛宝鼎，是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在长时间的压抑下、在众人的面前他道出了实话：“这些炼造出来的是什么钢，是钢渣！什么土钢，都是凑数用的！”就这样，他被打入了“右倾”的队伍里，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还有1954年的“反胡风”运动。胡风对于当时的政府文化方案提出了不同意见，写了万言书上交到中央，结果却把自己弄进了“反革命”队伍。
在全民“大跃进”时期，同时还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样一下子使得原本就被压制的政治言论更加无出头之日。那时全国人人自危，恐慌成了家常便饭，说真话成了政治错误，立场、观点、方法一切必须以中央的表态为准，无论对与错。所有的事情都被扭曲，政治真正地驾驭了人民的一切。但这仅仅还是一个政治的小高潮，谁也没有想到，灾难才刚刚开始。
“大跃进”时期唯一的安慰
1961年，因父亲去世回上海奔丧时，与家人在公园
（前排左至右：李文铨、李思进；后排左至右：李文钊（主人公）、李文琪、李文兰）
“大跃进”的这几年，“政治干将们”掌控着国家的命脉，经济规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时我虽在国家计委得到了梦想的工程师职位，可现实却不给予我用武之地。我是政治上的沉默者，运动上旁观者，心情比下放农村时更加低落，踌躇满腔，不得逾越。梦想仿佛就这样在刚刚起飞的时候，一下子被折断了翅膀。只有来自亲人的信息，才多少会让我松口气。
在这期间，父亲给我写了三封家书，虽然只是简单的介绍家里的情况，可在那样沉闷的境况下已是如此的珍贵。那三封信我保存了整整50年的时间，父亲那端正的颜体字，如今看来也还是令人备感亲切、温馨。
父亲李申甫1960年1月17日的家书（从右至左阅读）
钊儿见字。接来信附孙女周岁照片阅之，已能站立，还长得不错，转眼春暖花香，可能单独行走，接上饭力身体自然增强，不必过虑。我的精神日渐衰老，步履维艰，自顾不遑。今年痰喘，上下楼梯吃力非常，南京路已两月未去，终日闷坐家中，围炉烤火，无聊之至。所幸饮食量未减，在前几月副食品紧张，营养不足，力气软弱，近来自由市场开放，有鱼虾调味，精力较好，价格高昂，酌购而已。我近两年生活多蒙吾弟十分照顾，无微而至，对食品供应亦千方百计设法与我，手足情深，应为汝等尊重之长辈。文铨来京，春节想请假回家一次，四年未返，不致再延。如有确音早点来信，家中以（也）好准备一切，买点吃吃，补补身体。汝瑞庭四堂叔，一病十年，已于去岁去世。文蓉由京回沪，丧完，已于一月十五携伊母来京暂作小住，再决长久计划。文馀病愈回京已有几月，汝有空可探望探望，余再谈。自由市场鸡鱼蛋较多，猪肉，很少，第一，蔬菜买不着，青菜每斤六七角矣。鸡每斤五元，鱼三元，虾子四元，我看春节后恐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