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对于申请人的政治背景的调查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当时我的家庭出身属于中等阶层，因为父亲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而不同于有些申请者的家庭有反动分子的牵扯，所以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工作了这么多年，每次无论政治运动，几乎都会对相应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政治审查。这么多年的各种审查过程，我都顺利地通过，这与我历史上的清白和工作严谨是密不可分的。
尤其到了1952年后的一段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如“镇反运动”、“土改运动”、“三反运动”，1955年的“反胡风”、1956年的“反冒进”、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等，几乎年年都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对于经济建设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此时中国经济正初步得到恢复，欣欣向荣的局面才逐渐地开展起来，人民的生活刚刚有了安稳的态势。
这期间，土改运动我没有参与，镇反运动和三反运动倒是都参加了。记得当时政治斗争得很厉害，隔离审查了很多内部人员，，所以扩散的范围不是特别广。如果公开审查某个人的问题，那就表明那个人的问题已经被定性为一定级别的政治问题，这带来的后果将是连续性的灾难。
就是在这政治运动浪潮风起云涌的几年里，我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过多的参与斗争，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着为纺织事业做贡献的梦想之路，或许这才是我能够把握住的吧！没有过多的纷争，没有过多的政治纠葛，平平静静地在家人的陪伴下，努力地奔着未来去追寻自己的空间。其实我的梦想很小很小，有时候简单反而能够走得顺利一些。1956年9月18日我通过了审查，以党支部全票通过的结果，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在后来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国家粮食一度严重亏空，那时候的“食堂大锅饭”、虚报瞒产、浮夸成风，这一系列的人为灾难给正在向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埋上了一颗颗重磅炸弹。中国大地就在天怒人怨的氛围中，度过了接着到来的痛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国家计委的“反右”运动
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中国，政治风潮席卷全国。从1957年到1958年的时候，国家计委也不免难逃一劫，掀起了“反右”运动。每一个业务局里都要被抓出一个“右派”人物，然后进行公开的批斗大会，不然就算不配合中央政府的工作。记得那个时候，朱镕基也一直在国家计委工作，他是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来从东北工业部调到了国家计委工作，也就是跟随1952年年底大批人员进行工作调动进入国家计委的。他上学时曾任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主持和参与过很多进步活动，工作能力十分出色。
在“大鸣大放”背景下，朱镕基在后期被打成了“右派”。在批斗大会上，朱镕基被无情地推上了批斗的大台子，被戴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命令他在台上进行自我的深刻“检讨”。谈农民问题，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又讲“孤儿奋斗记”对自己思想的影响。朱镕基那时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而留在计委，当业余学校教员给勤杂人员补文化课，也算是网开一面。那时我在台下听着他做的自我批判。现在想想也真是可笑，他说的都是实话却被打成了“右派”。那个时候有多少像他一样拥有真心“救国”思想的人惨遭了诬陷，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无法估计的损失，是错失人才、错失发展机遇的损失。
1959年下农村
1959年12月28日，三十岁生日时留影于北京
1958年因为“大跃进”在全国上下一番折腾，导致国家一下子陷入了“缺粮”的窘境，于是国家各部委开始提倡下放农村，锻炼机关年轻的工作人员。1959年初，我被安排下放到了湖南省浏阳县。浏阳原先因为地理位置优越，也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但是因为“浮夸风”的影响，这里也被折磨得混乱不堪。
浏阳的老百姓受到1958年一整年“大跃进”运动的影响，许多人家已经到了吃不饱的境地，时常会看到小孩子们在村里争抢一块干窝窝的场面，村民们一年到头在地里辛勤劳作。平时的生活很节俭，掉在地上的一粒谷子也要捡起来，家家户户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买布做新衣服，只得把原有的衣服缝缝补补，有的还会把破衣扯下来做鞋子，一年下来每个人也就是那一两套衣服轮换着穿，日子过得极其艰苦。
我在浏阳县被安排到一个杨家生产队去劳动，进行进一步的思想改造。想想也是很烦闷，这样的生活看不到希望，可是如果现在回到纺织的工作岗位上，我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每每此刻也是感怀万分。浏阳县此时的政治运动搞得多少的有些形式主义了，老百姓对于这一年多来天天的口号宣传感到厌烦了，对未来的日子愈加失望起来，其实这都是一件又一件浮夸的事情所造成的。
记得那里的干部回忆到，1958年浏阳本来确实是丰收的一年，家家户户的老百姓对此兴奋至极，欣喜地想着下一年的口粮算是有了着落，家里的孩子不必再饿肚子了，大家的生活一下子有了盼头。可是一纸“大跃进”的文件，让笑容顿时失去了颜色。盲目地组织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导致的却是粮食被吃空，村民们没了活路，公社不得已发放了下一年度的粮食，这才缓解了饥饿的窘境。
我们到了浏阳也都是到公社去挑粮预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城郊的公社，算是靠近城里，因此粮食的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当时有好多远一些的公社，粮食早就吃空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村支部给安排的，一般就是当地村里的一个祠堂，那种地方因为年久失修，逢上个狂风下雨的天气，就会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但你必须得在那里睡觉，然后第二天还得早早地起来扛上锄头，与队里的农民一起下地劳动。
那个时候这种大家一起干活的场景叫做集体劳动出工。我在浏阳县城郊公社杨家大队劳动，有时到城郊去挑粪，如果赶上农忙的时候，除了白天干上一整天的农活，晚上还会打夜工。每天都是早晨五点多就下地出工，忙忙碌碌地干一天，插秧、施肥、中耕、除草、追肥、收割……日子还算是平静，除了多少有些政治活动外，基本上就像是普通的农民一样，四季干活，背脊朝天。有时候也会回头想想，念了十几年的书，刻苦地学习知识，不都是为了将来能够很好地报效国家吗。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由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这些做法都是当时领导人的奇思妙想。
因为是集体合作制，农民在地里劳作了一年后，无论收成多与少最终都要上交到公社，只能留下按家里人头及工分估摸的那点口粮，根本够不了一家子的生计。所以那个时候，各家多少会想些办法偷着种一些瓜菜来补充家里的口粮，最多的还是种植南瓜，南瓜生长对土地没有过多的要求，很好养活。我们下农村的时候也时常帮着村民种植南瓜，也算是一种苦中的乐趣吧。在湖南农村多半吃的是蒸饭，其实就是把大米先在锅里煮，待到了半生的状态时再捞出来放到蒸笼里蒸，剩下的米汤可以加入红薯的叶子，这样就成了美味的菜来食用，其实这米汤过去是用来喂猪的，现在却作为人的美食。在那个年代，每每我们干完地里的活，大汗淋漓的时刻吃上那一口蒸饭，都会感到美味无比，这就是劳动的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