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字一月十七日。
父亲李申甫1960年6月30日的家书（从右至左阅读）
钊儿：前今两接来信，知两次下乡农作回来，所幸尚能完成任务，慰甚。知燕燕：长得很长大，稍瘦无关，因婴孩长大随后肥胖，加之母乳未吃，发育稍迟一点不必多虑。俗云七月座（坐）、八月爬、九月出牙，合乎规则。日前又出痧子，已顺利复原，大率小儿已出过（麻疹）关后日渐壮实，思进实（就）是如此，现在十分结实，从未有毛病。燕燕睡觉出汗现在好些否，我看乃体质不强所致，可问问医生。
恒治出差来沪，耽搁上海大厦，我请他在国际饭店吃了一次大菜，约三叔夫妇作陪。家中因市场买不到小菜，并未曾请他吃饭，却是待慢亦无可如何。他的空于（余）时间少，我亦无精力作陪，他们更不谈，所以连戏约未听也。我近几月来精神尚算不错，究（就）是走路气急而喘，非稍休不能再走，远路已不能走矣。
我每天早晨吃牛奶半磅，家中养鸡两只，加蛋一枚，这种营养非常丰富，素菜饭却无所谓。每星期在襄阳公园聚会一次，与老友上馆中饭，唤唤（换换）口味，早上间或吃汤面一碗，稀饭半盅，皮丝烟（水烟丝）已买不到，香烟系低级，每包一角七分，我改吃纸烟一合，白酒也缺乏供应，我尚有余酒几瓶，吃完戒烟酒不难。二三月后究（就）不想念了，所说北京有海味出售，高贵品非我所爱，如有虾米淡菜，每样可购一斤，遇便或自己携回，其余不需要耳。
本期布票已发了，每人一丈四尺半，可以应付。文兰尚未回来，文铨生活很苦，下半年不知能回京否，文馀的肝炎尚未全好，仍在休养之中。
父字六月卅日
“大跃进”时期唯一的安慰
父李申甫1960年“八月节”的家书（从右至左阅读）
钊儿：接十八日来信已收。关于燕燕，身体日渐结实，已出牙四枚并不算晚，能坐能爬，腿部足（逐）渐有力竟（就）能慢慢站立，阅之十分高兴。逢例假，带她上公园顽（玩），多透空气。文琪来信说，唐源自麻疹后身体大佳，会叫人，食量大，会走路，我记得思进在未出疹前时发寒热，出后至今十分结实，连伤风一次也没有，直（真）奇怪，三个小家伙相同，真是有血统关系耶。
照片印好即寄我一观。上海最近里弄针织品大件要布票，小件有计划配给，细则尚未宣布。今年棉花年景受旱，大家应克服困难，我就是长衣改短，拆染再做，不买新料，就是小一号，无法再穿，每年添换一套而已。
文兰所垫布票八尺，叫你买白府绸寄沪，作寸（衬）衫之用。
此间副食品供应仍紧张，酱菜好吃的很少，我家每天蔬菜二三样，几角钱而已，晕腥有鱼票尚可买小黄鱼或海鲜带鱼、目鱼等品种。我随遇而安，有啥吃啥，并不觉苦，祇油脂不足，大便艰难。今夏炎热，我遵医嘱多休息、少走路，午后小休。饭馆虽未要粮票，但人多排队，小饭店卖粥，队伍很长，经济方面没有问题，现在节约时，遂有钱也无用处，余再谈。
汝母加入生产组，每天工资起码四角一天，家中只我与周妈二人，走开要有时间性。
父字八月节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事业上止步不前，时常烦闷于心，亏得有了父亲这几封家书的叙聊，才使得我苦中有乐。每每拿着父亲的书信，眉头才会舒展。感谢父亲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给予我安贫乐道的心态。
大高潮——“文革”，可悲的十年
1966年，于国家计委5楼19号房留影
1966年到1976年，10年的“文革”时间给予我的只是无情的等待，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我时常静默地看着四周陌生的一切，于是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间派”，不会积极地参加那些造反运动，也不去参与保守组织的誓死抵抗，任凭政治风浪肆虐地卷起。我没有涉足过多，也没有陷入过深，不是“当权派”因此也与所谓的“打倒”没什么缘分。那时我看到身边的同事中被当了“炮灰”的人太多太多了，有政治目的的精神折磨在“文革”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人迫害致死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当时在国家计委干部中，自杀的人就多达十几个之多，特别是在我们一干人等下放干校期间，在追查《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一时间从上到下都在抓“五一六分子”，被批的人很多都是被屈打成招的，真正的“五一六分子”最终也未见到一个。但是，一切都被搞乱了。“文革”造成社会文化“七五”：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无赖。颠覆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和文化基础。
纺织十八年
这18年间，全国到处弥漫阶级斗争的精神硝烟，除了1959年那一年下乡劳作，以及后来的6年干校生活外，我几乎都只是与纺织工业经济打着交道，不会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虽然那时一切要服从政治需要，但纺织工业还是以每年很大的增幅在向前迈进，这是人民生活的需要，可见政治运动并没有完全阻断纺织业新生的脚步。
纺织工业的连年增幅与我们在国家计委制定的经济发展方案有很大的联系。为了制定每一年的纺织工业计划方案，我们到全国各地作了大量的实地调研，这些都为国家以后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且这些方案在日后实施的时候，也达到了我们当初预期的效果，纺织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能够为这个行业铺就一条平坦的光明大路，才是最令人欣喜的事情。当然对于国家计委而言，各个行业的经济计划方案，为国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其实，无论政治观念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最终该发展的还是要前进，该摒弃的还是要被抛开。
湖北襄樊“五七干校”
1975年10月24日，李文钊与家人于黄石市区留影
（后排从左至右：小妹李文兰、李文钊（主人公）、大姐李文琪；前排从左至右：外甥何方、外甥唐涛）
因在“文革”期间一直保持中间路线，使得我没有遭受到更多的迫害，算是在苦日子中平稳地度过了那段非常时期。早在1966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过各行各业应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即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中央遂决定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4]，旨在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在1970年，我与国家计委的一千人等被集体下放到位于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接受了长达6年的“再教育”。
原先我在湖南浏阳曾经下放过一年，本以为可以继续自己工程师的工作了，没想到政治运动依旧激烈，我再次面临下放农村的命运。当时这个地方经过了“文革”的几年大动荡，好多人都去“闹革命”，留下了好好的土地荒着不种，老百姓的生活很艰苦，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可最后还是吃不饱饭。虽说这里人少地多，但是整体生活水平依旧在贫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