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干校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事情：干校在后院养了一些猪，因为条件艰苦，饮食和饮水都不是很干净，结果给猪吃的饲料也出现了问题，猪因此生了寄生虫导致整头猪都不能够再食用，于是干校的人就把猪给埋掉了。后来发现被埋掉的病猪被当地的农民挖了出来，偷偷地炖了吃进了肚子里。其实农民也知道病猪是不能够食用的，但是饥饿已使他们不能再思考干净与否了。这也是一种与死亡抗争的悲哀吧！
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凡是国家机关人员顾不得一律要下放到指定的“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根据这个指示，我与妻子都必须下放到干校，但是因为妻子当时在外文局下属的北京周报社，从事对外宣传的重要工作，而且还要一个人拉扯才10岁的女儿，妻子所在的机关单位不放她，所以才避免了被下放的命运。但是妻子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在那动荡的岁月里生活是十分艰辛的。直到后来，她也一直没有向我过多地诉说那段凄苦的日子，一直让我对妻子心存感激。
谁知道这次下放的日子竟长达6年之久，原本只是以为去上个一两年便可以与家人团聚，再次走上自己的工程师的梦想之路，可是这一切却被搁置了6年。当时国家计委的干部和家属，一共大约下放了两千人之多，大家都只是知道下放的地点，具体要“再教育”多久却不得而知。当时总参的军队干部王书乾（军代表）说：“干校是干活的学校！”湖北襄樊这所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有6000亩地，足够容纳两千人的日常生活。干校的生活相比较农村还是要好了很多，国家给予了400万元的投资，用于房子的兴建，采购农作物的种子等，工具、日用品都十分的齐全。据说一年下来2000人的工资就发放了120万元，我们下放人员自己足足生产了120万斤的粮食，但毕竟干校的人数过多，多数的粮食还是被我们自己消耗掉了。
无期的等待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我再次回到了无奈的心态中。整日在农场田地里劳作，真正过上了回归田园的生活。当时在我们这些人里还成立了一个干校领导小组，为的是负责接待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那时国家计委的负责人是苏静和陈冰，总参派了几个军队干部负责工作。当时政治环境极其严酷，每个人都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敏感度。
后来中央下令撤销了所有的“五七干校”，规定机关人员一律返回原单位工作，但6年的时光就这样统统的消耗了，在田地里折腾了6年，最终一切又归回了零，这真是一种讽刺。
我在干校里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劳作，对任何事情都平静对待，因为当时的环境是你自己一个人无力扭转的，我对个人的渺小感受深切。我一直在等待，等待那充满希望的一天，只是这个期限仿佛遥遥无期。虽然当时曾经想过要做好在这个地方扎根的准备，但是自己那要为纺织工业做出贡献的理想又难以磨灭，我就这样安静地等待着转机的到来。
最初干校的宿舍占用的是原先劳改农场的一些旧房子，下放的人一律遵守分住于男女宿舍的原则，虽然有的是父母带着子女一起下放，但还是要男女分开住，这里还专门开设了提供下放子女读书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在干校初期，只有集体的概念，没有家庭的存在地位。
无味的工作
在干校的6年，我除了下地干一些农活外，主要参与基建队负责盖房子的任务。现实的问题是下放带着家属的干部不能永远睡集体式的大炕，所以就要不断地盖平房。这也是一项费钱的活计，但也是国家不得不拨款的项目。
这无谓的6年生活，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专业已没有丝毫的价值，一纸文件就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时光在不断地在干农活中流失，难道干农活，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就被改造了，就变得“纯净”了，“觉悟高”了？其实这样做只会让我们不断地反思这个国家倒底是怎么了。可是我们在当时是没有话语权的，只有沉默地干活，沉默地看待一切，在煎熬中度日。
日记的陪伴
每一个人都会有在压抑中迸发的时候，在当时那种沉闷的政治环境中，我时常会愤怒地爆发，想要对天、对周围的一切一切呐喊出自己心中的愤懑。在外人的眼中，有些人说我冷淡，说我处之泰然地看淡一切，他们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等待我在某一瞬间爆发出来，然后把我押上“批斗”的大台子。但是我没有，我没有公开发泄任何的不满，只是平平静静地劳作着，这一切全部都要归功于——日记。
从我得知即将要下放的日子开始，我便开始记录下那些艰苦的岁月，把看到的事情、别人说出的话语、自己心中的所想全部在日记上展现出来，只有这么做，我才能感到自己还真实的活着。
“1970年2月19日，星期四，12日乘47次车至武汉，到达时间次日晨8时，在武汉休息等行李等车。参观故居和农讲所，去汉口。16日晚乘车至襄樊（今湖北省襄阳市），坐一晚，17日晨10时到达襄樊站，校派车接……19日晨又赴校部太山庙听报告，干校一连指导员杨同志讲个人来五七干校后的思想变化。”
“3月4日，星期二，天气阴转多云，上午八点半开始上工，砌砖工开始要我们搬脚手架七、八块，李振升帮我们抽板，我看板不太重，就一人扛了一块，未想到扭了一下腰……”
“5月7日，星期四，天气多云，今天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四周年，原布置今天学半天，因突击地基，改在明天……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以来，对上层建筑党政机关进行彻底改造、彻底精简，机关人员十去其九。加上疏散备战减少城市人口……”
“12月2日，星期三，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召集开各单位开会，传达中央指示三点。‘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现在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当前主要危险、主要倾向是一风吹……”
日记的内容多为我在干校期间日常的所见所闻，记载着那6年期间生活的艰辛，政治运动使历史的舞台上肆意地上演混乱的剧目，台下却没有观众的身影，所有的人都被拉上了舞台，被迫地出演着根本不适合自己的角色。
6年干校下放的变迁
从1970年到1976年在农村下放的6年间，政治运动已经不像1959年我第一次下放时那样激烈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放在农田的劳作上，生活较前几年要平静很多。
“五一六”事件几乎成为了我们下放时期斗争的焦点。那时我们白天在干校劳动，晚上则会展开各种的政治斗争，以此来作为我们思想的“洗礼”，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劳动与斗争、斗争与劳动，好像全国上下的老百姓都在干这两件事情，也只能干这两件事情。
干校的劳动大都是些重体力活，那时候我因为是学理工科出身，同时参加了做土建的任务，每天都是与灰浆、砖瓦打交道，而与当地的老百姓却没什么交流。长时间的政治斗争，让他们对外来人产生了抵触心理，老百姓平时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能保住全家人的平安就很知足了。但是毕竟还是有农村人的淳朴秉性，他们虽然不会与外人深交，也不会在广庭大众下说真话，但也绝不会使坏动歪心眼。农民的这种矛盾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农民根本不会随便说话，为了全家的生活，也只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