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相识后我们都对对方感觉不错，后来我们就像普通朋友一样，一块儿看看电影、逛逛公园，我们之间的交流也便渐渐的多了起来。感情日渐深厚，最终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她的家庭
妙媛出生在当时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上海，老家则是广东南海一带的人，她是个彻彻底底的南方姑娘，从上到下都透露着水灵劲儿，着实让人欢喜。妙媛家里也是前三代才搬到上海来的，许是因为当时上海属于中国发展比较快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会比较舒适。
妙媛的家庭生活属于富裕阶层。她父亲潘侣彬很有能力，在外国公司坐上了高级经理的位子，收入颇丰。妙媛自小在上海上学，从觉民小学、市西中学，到进入圣约翰大学一年级时便遇上了教育部实施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外文系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合并，于是妙媛在1955年复旦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
我们那个年代双方的谈婚论嫁，是很讲究两个家庭的阶层的。门当户对是那个时代婚姻的潮流，现代人对此也许不是太在乎，不过老话还是有老话的道理。两个同样阶层的人因为有相同的出身背景、似曾熟识的成长经历，这样在两个人相互熟悉的时候，才有更多的话语去沟通与交流。我们一般约会出去玩的机会比较多，在这之中发生的有趣事情也是很多的。
她的事业
1955年妙媛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外文局下属刊物《人民中国》开始从事英文校对工作，那时刊物是每两周发行一次。尔后随着1958年《北京周报》社的成立，妙媛便开始了新的工作。《北京周报》是一本综合性的对外我国及世界新闻和评论性文章的刊物。妙媛最初在杂志社负责文章的英文校对工作，随着实际经验的逐渐积累就开始做翻译，中译英、撰写读物了。这个工作她从1955年一直干到了1990年退休，足足有35年的时间，她对工作的认真程度远远超越了常人，这一点一直让我深感佩服。
我们从相识到后来一起生活，大半辈子妙媛对我都十分体贴和关怀。其实不单单是作为妻子，她同样在我精神上成为一个坚固的支撑点，无论日后我的工作多么的繁忙，甚至可以说是随时全国各地的跑，家里只有妙媛苦苦支撑，哪怕后来我下放干校长达6年的时间，就与她和孩子分开了6年，两个家庭里的老人赡养、孩子的教育培养，全部落在了妙媛肩上，但是她从来没有对我发过一句的抱怨，只是在背后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无论工作还是家庭，她都是我最好的伴侣。
1958年，同结连理
1956年相识，1958年结婚，我们在交往的两年时间里彼此相处得十分和睦。而1958年时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而妙媛在毕业三年后也到了二十四五岁了，这在当时已属于晚婚嫁的年龄。
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她住在集体宿舍的里，那里的环境很是拥挤，尤其夏天的时候屋里很憋闷，每次我到宿舍去看她的时候都十分的心疼，有一股急切想要把她娶回家的想法，不想再让她过这种集体生活了。我会时常带着好吃的来到妙媛的宿舍，照顾她的日常生活，希望她的身体能因此而保持健康，就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们慢慢地熟悉，慢慢地交流，慢慢地对彼此产生了依赖。
20世纪50年代，国家机关每年都会派出一批工作人员下放到农村去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其实就是在农村与农民一起干农活、生活在一起，体验他们的不易。1958年上半年妙媛也被下放到农村，我当时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员从事调研活动，经常全国各地出差去作实地调研。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去上海，妙媛当时在不远的江苏高邮插队，我便绕道高邮去找她。见面时看到她一个人就那么脏乎乎的在地里干活，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我一股脑儿的就想好好地照顾她，遂向妙媛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在那种偏僻的乡下，我向妙媛求婚的过程一点也不浪漫，当时我与妙媛之间已经彼此了解对方的心意，心照不宣，但我的性格还是放不开，求婚时我显得十分羞涩。
一起走过那段艰苦而动荡的岁月
我一直是属于比较偏重工作的人，和妙媛结婚的时候只是很简单地办了手续。那个时候国家计委给我们这对新人，分了一个两居室中的一间小屋子作为新房，大约只有十四平米的地方。我们当时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木头桌子、两把木头椅子、一个小木柜，简单地摆放了一下，随后两人就拿着各自的行李搬到了这个小房子里。可以说新房里摆设很简单，十四平米的地方其实也摆不了什么东西。在我们结婚当天，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书，所以单位的同事就集体弄了块绸子，然后大家用墨笔签上名字，算是对我们两个人的祝福。这么有意义的东西，我至今都好好的保留着，毕竟这是我与妙媛之间婚姻的一种见证。
我们的新房是在1954年由单位出资盖的一幢三层苏式建筑机关宿舍，里面的房屋大部分都是两室不带厅的格局，一个大间、一个小间，还带个狭窄的过道、厨房和厕所，算是个规整的6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标准宿舍。我们由一个14平方米的小屋子住进了整套的房子，尔后又赶上了原住址的拆迁工程，所以有幸换成76平方米的崭新楼房。
当时我和妙媛都属于国家中央机关干部，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就有169元钱，在当时算是富足的收入了。
结婚后，我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便落在了妙媛的肩上，她没有因此唠叨很多，只是时不时地让我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每每如此我都会从心里涌出一阵暖意，感叹结婚的幸福生活其实就是如此，自己不再是孤独的个体，生活中总会有个人在身边时刻督促着你注意身体，好好爱护自己。
我算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走过来的人，那个时代的人自由恋爱的还是很多的，但通过别人介绍，然后相互产生感情的人也不少。我们年轻时，男女之间交往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机关单位就会时不时地组织舞会，增进双方之间的见面机会。记得我最初在东北工作的时候，上级领导很是注意男女职工的数量平衡问题，当时东北统计局几乎清一色都是男生，直到后来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从沈阳招来一批女高中毕业生，来给我们这些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人担任助手的工作。
我在认识妙媛之前对于自己将来的另一半有过一定的憧憬。男女双方要门当户对是比较合适的，最好还是出生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这样从生活习惯到共同兴趣、意志取向才会有一个和谐点去支撑，也才能够找到共同的话语去彼此了解。
而我和妙媛就属于共同点比较多的人，相同的地方、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文化水平，其实就是找一个与自己比较相像的人，去填充各自生活中的空白，彼此宽容、彼此增进感情，然后成为一辈子的亲人。
婚后生活在一起，我逐渐地感受到妻子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与感性的女子相比，妻子会用自己丰富的思想来规划生活。我们婚后的相处十分融洽，时常笑容靥靥地谈说着各自的故事，分享人生的幸福与悲伤，一起走在人生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苦与乐。
我们唯一的宝贝
在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年底，我和妻子迎来了我们家庭中的第一件大事，那便是我们可爱的孩子。但在当时，国家已经步入到“大跃进”的动荡年代，国家陷入了“缺粮”的局面，国家各部委的机关人员都没有避免下放农村的命运，我当时被迫离开家庭，被安排下放到了湖南省的浏阳县，妻子怀孕的消息还是我在农村读她写给我的信时才知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