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初到上海这个繁华的城市时，我三叔在上海时间已经很久了，他家住在当时的市中心，就是现在的北京西路一带的中国民宅区。北京西路这一带的房子也就是所谓的石库门房子，原先这里称为“爱文义路”，此地与南京路平行就仅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交通很便利。
南京路在当时被称之为“大马路”，外滩往南就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等等。“大马路”上有上海的四大公司，即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和新新公司，这四大公司可谓是处在上海的商业黄金地段，世界上知名品牌的东西在那里都可以买到。
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情况比较复杂，政治派系争夺激烈，上海的社会情况也变得扑朔迷离。那个时候正值汪精卫卖国投靠了日本人，有一股政治势力在背后支持着他，但不是在租界内，而是在我们所居住的西郊。他在郊区的势力很大，像我们家隔壁原来是一位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董事盖的房子，那家的房子比我们住的都要好，后来被汪精卫集团下属的上海公安局姓潘的局长给强占了，还有上海青帮杜月笙、黄金荣一伙人参与此事。
那个上海公安局局长是复旦大学学生，我们没有与他照过面，但听说他做事情很有自己的一套。当时我还很小，对于这类的事情大多只是知道表面的情况。
上海私立振粹小学读书
1942年，小学毕业时在上海留影
刚到上海的时候，我是在隔壁一条叫做“康家桥”的弄堂里的金司徒庙工部局小学上了一年学，后来才转入了我姐姐所在的上海私立振粹小学读书。振粹小学是一位来自檀香山姓郭的华侨创办的。这个学校在北京西路、赫德路附近，是一所教会性质的学校，即中国近代学前教育，是在传统学前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这个教育体系的基本形势是家庭教育，重点不包括封建礼仪和日常的行为规范训练，而是在教育形式和内容方法都突破了传统的学前教育模式，是当时中国孩子接触西方新式教育最早的教会小学。
振粹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就学习英语，正好我在此读三年级，自己良好的英语基础便是在此打下的。当时学校的教务长是位名叫叶昌萃的女老师，她是从上海一所很有名的女中毕业的，行为举止礼仪端庄，很有修养，教育方法也是同样的得当。所以当时有很多富家子弟在这里求学，我们班32名同学里就有上海荣氏家族的子弟，如荣智宪、荣智宽。还有郭氏家族的孩子，如郭志嫦、郭志娟、郭志娥。还有新新公司，马家孩子马景熙、马景华等。
虽然学校的收费很贵，但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招生办法，比如家里的孩子全在此处念书，那么学校会给予你打折的优惠。当时我们姐弟三个人便得益于此办法才在这里念的书，再加上父亲当时谋职的银行对于职工子女的教育费用给予补贴，所以父亲在这方面还是减轻了负担。
上海振粹小学的校舍建筑在北京西路一个拐角的地方。前几年的时候我与弟弟还一同前往去寻访了一下，虽然房子还保留着，但是已经变成了静安区教育局的一个机构。
我们的英语老师是中国人，他们是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这个教会性质的学校在课程安排上与一般的学校大体一样，它不会让学生专门念《圣经》，也不会定期让学生做礼拜，只是名义上的教会学校。学校在英语学科方面抓得尤其紧，我记得那个时候到了6年级就要读英文小说了，最为熟知的当属《侠盗鲁滨汉》。
学校离我家不远，步行的话要走大概三十分钟。我们几个孩子每天走着去上学，放学走回来也很方便。
我在振粹小学上学的四年过程中，学习到的知识使得我自身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带给我很大的改变，至今我仍旧认为这四年的学习生涯给我的一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校有很多优秀的同辈，我在这里每天都很努力地学习，所以对于当时能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我已经备感欣喜。
这个学校的入学条件比较简单，询问一下学生的基本情况即可入学。在学校里与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同学有很多，现在大家都失去了联系。我保留着班里同学的名单，我印象最深的同学当属一个叫做邱国蕊的女孩子，她要比我大一两岁，毕业时是第一名的成绩，同时她还有一个弟弟叫邱国杰。这个女孩子当时在班里学习很努力，我们时常互相讨论问题。后来听说她嫁给一个经营茶叶生意的资本家的儿子。
再有便是那大名鼎鼎李鸿章的孙女了，她当时跟我是同班同学，名叫李家雯。她们那一代排的是“家”字辈份，而“雯”则是借了《红楼梦》里晴雯的字。也许是因为她家族的关系，青年时代她有时出现在时尚画报的封面上，我就曾看见过她的封面照片，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是深刻。而且当时我们念小学的时候都有记日记的功课布置下去，她当时的一些日记写得很是详细工整，大约都是记些家里面的事情。老师也会时不时地拿来作为范文宣读，她的文章着实写得不错。不过毕业后，大家也就失去了联系，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我在振粹小学读书的这几年，中国国内的局势很紧张，日本人不断地侵蚀中国的领土，开始在上海的租界地区进行包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局势可以用纷乱来形容，战势一触即发。日军一步一步猖狂地大步迈进租界地区，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五年级，时常会看到日本人在交通要道布满哨岗，端着枪，眼神凶煞，普通的老百姓见着日军都要躲着走，不行礼就会被追打。
因为我们一直住在租界的附近，所以没有看到战争的场面。日军那时虽然猖狂至极，但至少不会在英、法的租界地区轻易交火。那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就是买大米的事情：日军和伪军封锁了进出租界的通道，不让粮食进入租界，所以许多租界区一下子闹了大米荒，此时就会有一群贩运大米的小生意人（单帮）来租界卖大米，他们是越过岗哨封锁线把大米运到市区来卖的。当时我家正好居住在租界附近，遂也曾与家人一道去他们那里买大米来食用。
记得越过岗哨的铁丝网便是伪军和日军部队的站岗处，每次他只会允许每人带上二三十斤的粮食，还要缴纳“买路钱”。可是到了后来局势越来越严峻，我们已经没有大米可买了，于是市面上大米换成了六谷粉（即指稻、黍、稷、粱、麦、菽六种农作物的混合粉）。那帮贩卖粮食的人本事也真是大得很，在战局这么严峻的形势下，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粮食来卖。但是就上海本土人而言，苞米面儿自是食用不惯的，许多人都想买大米，于是他们便成立了一个组织来集体贩运大米。因为那个时候尽管能够买到粮食，但是数量可能不足，后来我们居住的地方离曹家渡不远，那里有很多农民从苏州河方向运来很多自家种的地瓜来卖，我家时常就会买上几十斤，然后拿回家充当食粮。
圣约翰基督教青年会中学
1941年，上海市区还被多国的租界所占，每每路过那一片片名为“租界”的地方就感到异常的刺眼，就在这政局动荡的岁月中，我从上海振粹小学毕业后，以全校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上海最好的教会中学——圣约翰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简称“约青”），这所学校的英文全称为St John's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School（简写为YMCA）。
在这之前我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因为想要将来考入好的大学的话，就要在中学时奠定较好的基础。所以我对于这个学校也做了一番了解，如果在此念书成绩优异的话，那么升取高中、大学便是一条捷径，不必再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