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上海的教会学校采取了一些招生的严格限制，以此来更好地提高本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样便会给予学生更好的学习空间。它还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普通中学，从教学体系到教学思想都与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相联系。这个基督教会性质的学校是在1911年创办的，属于办学时间比较早的学校，校长是圣约翰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学生均称他为“瞿老板”。
我所进入的这个学校是整个教学体系的中学部，往上便是高中部、大学部，因为它是附属学校的体系，所以初中毕业第一名就可以免费到圣约翰高中就读直到毕业，尔后也可升入大学，这个学校在当时教学体制下是比较先进的。学校距离我家大概要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好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骑自行车。“约青”的位置就在今上海的中山公园附近，而圣约翰大学现在则称为华东政法大学，原先的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资助创办起来的，解放后外国教员就集体离开上海，据说是搬到台湾去了。
圣约翰青年会中学是圣约翰大学的关系中学，我们的教员几乎都是圣约翰大学部本校的毕业生。当时我们初中部课本均为英文版本，虽然也有中文的语文，但是像历史、地理、物理、数学和化学一些科目的教材就全是英文版本。虽说是教会性质的学校，但毕竟是在中国创办的，所以学校的语文科目抓得也是很紧的，当时我们就会读一些《古文观止》、《史记菁华》类的文言课本，同时还会讲《说文解字》，学习甲骨文。这些内容学习起来都十分有意思，也许因为它是教会学校，开设这些科目看着很是奇怪，然而学校本身毕竟还是一所普通性质的中学。
“约青”是一所有别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学校，它的美国色彩很浓厚。我们学习的地理科目讲授的都是与美国相关的地理人文、美国物产、人口等等，而历史则是外国史实多一些，中国历史则是很少学习的。
学校虽说是美国教会开办的，但它并没有带给学生一些宗教的色彩。比如英文科目，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会读一些《泰西三十轶事》和《泰西五十轶事》，这些都是西方著名的故事，是根据西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缩写成的书籍，读起来很受启迪。这些书目在我们一年级的时候都是必修课，我学起来也不会感到吃力。
升入二年级后我们就要读整本的英文小说，难度顿时上升了，像《Uncle Tom's cabin》（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我那个时候念这本书非常吃力，里面的英文生词很多，查字典都查不过来，突然感觉一下子信心受挫了很多，可也得咬着牙坚持。最终自己将它读下来了，英文能力也上升了一个层次，心里顿感骄傲万分。尔后日军进驻租界后还派了日文教员来到学校上课，所以我还学了两年的日文。
从我进入这个学校开始，它的西方色彩就从未减弱过，我们在学习其他科目的同时还会念英文版本的《圣经》，但是不做礼拜。在这方面学校很尊重学生的个人选择，念《圣经》想必只是一种思想的传播，而不是强迫。《圣经》里分为《新约》和《旧约》，我们当时念的是《新约》，因我当时年纪尚轻，只把它当课本读，所以基督教的思想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这里的教员大多是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到这里教书了，他们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但教我们这些初中的孩子还是绰绰有余的。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师叫做冯锡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曾留学美国，他后来在《北京周报》担任副总主编一职，尔后又到《中国日报》担任总编辑。那个时候他是教我们英语课的。
这个学校有一位与我关系很好的同学，他名叫李泉宝，当时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后来我们曾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会上碰到过。因为当时他成绩比较好，所以直接进入了高中部学习，解放后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机械专业，毕业后进入了长春汽车厂工作，后转入北京第七机械部研究火箭，后在航天部火箭研究所里当总工程师，现已退休多年。
圣约翰青年会中学的校舍是一栋三层式的教学楼，我们就在那里面上课。在校园的另外一个角落，为教员们提供了专门的宿舍和休息的地方。学校里还有一个会所，就是类似大会堂的地方。我们上课的地方就在现今中山公园的河边西面，每每到了夏日，推开教室的窗子都会拂过一阵清凉的气息。教学楼的后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草地和树木，而在东面则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场，我们念书的时候时常到此处进行各种球类运动。尔后学校合并为五四中学，后又改为一个中专的技术学校，为此我备感惋惜。
圣约翰基督教青年会中学
在“约青”读书的这三年时间里，给我的人生路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英文和日文。我的英文就是在这里慢慢积累，到后来为我在上海的学习与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一点，让我很是感谢学校对英文教学的重视。
到了距离中学毕业考试前半年的时间，我家搬到了上海的虹口地区，离“约青”就很远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习了将近三年的学校，转到了南京路的清心中学。
清心中学
清心中学分为清心男中和清心女中，女中较男中更有些名气，我只在那里念了半年的时间。清心中学也是一所教会性质的学校，位置正好在南京路上，距离当时我们的新家才20分钟的距离。
当时因为原来房子的房主要搬回来，我们才觅得虹口区河南北路洪福里的房子。那个时候房租几乎占据了家里收入的一大部分，而且还要付高昂的顶费[1]。
清心男子中学比约青的教学质量差了很多，我在清心中学学习的过程中也不是很费力，可以说是很轻松地就从这个学校毕业了。这所学校原先的教学体制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把学校几乎毁了，曾经的教学楼被日军的一把大火焚毁得不成样子，不得已才搬到了南京路慈淑大楼对面这个地方，虽然学校还是原来的名字，但是办学的质量却是大不如前。
我从这所学校毕业后就上了专科学校，没有继续考高中。因为父亲考虑到我以后的出路问题，在念高中、大学后虽说综合知识会长进很多，但应用到社会实践的知识并没有多少，所以考虑再三我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意见。而且当时的上海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有发展前途，再加上我三叔与荣家的关系很不错，如果我将来从事纺织行业的话，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父亲帮我选了一所专业的纺织学校———上海工业专科学院纺织工程系（简称“上海工专”），后来该学校改名为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
纺织理想的启航
1945年于上海留影
上海工业专科学院（简称“上海工专”），当时的校址位于上海市区的申新九厂[2]附近，即当时荣家产业下的申新九厂的一所女工宿舍。这所学校的资助者是第六区棉纺织同业公会。这个公会也是各地资本家集合的组织，他们要培养一些为自己工厂服务的专业人才，于是就聘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周承祐为校长，由他请来各项专业的教授创立了这所学校。
学校创立的时间是1945年，那一年也刚好我初中毕业。学校的前身还吸纳了当时苏州工专的一些老教员和老校长，他们在纺织教学方面都十分有经验，这一点有益于学校对学生的专业培养。
上海工专最大的优势莫过于雄厚的师资，其校长原是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因此他拥有很多名师资源。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教育界比较有名的老师来给我们授课，特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些教授，他们都会来此兼职，所以说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充沛。我们的课本基本上是英文版，许是因为当时中国本土的纺织工业还很薄弱，缺乏必要的教科书，所以都会选择美国纺织工业的一些教科书，来作为我们的教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