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借用的女工宿舍楼是一座格局很简单的建筑，在宿舍里办起来的学校教学体制是不会很正规的。过了几个月的光景，赶上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大好事，学校这才得以有实力发展起来，第六区棉纺织同业公会也才有能力在大西路买了一家名为“仙乐斯”的俱乐部，重新盖了房子，才让学校有了真正学校的样子，我们上课的条件一下子好了许多。在这期间我们还搬过好多地方。那个时候因为战争的关系办学很是困难，但幸亏棉纺织工业是比较赚钱的，老板为了工厂的未来往往还是舍得出钱来办学。我们是最后才搬到位于大西路的这个崭新的地方，这里有草地、运动场，建造了一栋新的教学楼，环境一下子转变了很多，我们学习起来也更加的努力。
上海工专是由纺织界的同业公会出资创办起来的学校，学生培养出来后便会直接到上海市的一些私营纺织工厂去工作，按照当时的条件，毕业生的工作算是很不错的。可是就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正好赶上上海刚刚解放，之前国民党对上海进行了全面的封锁措施，使得许多纺织厂的生意就此作罢，整个行业一下子变得很不景气，好多工厂纷纷歇业倒闭，再加上杨树浦电厂遭到轰炸，导致上海市区大面积停电，这下彻底把纺织行业拽入了低谷。
“不平静”的学业
上海工专是五年制的学业，我在初中毕业后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选拔才得以进入该校的。那时候因为学校有强大的经济资助，而且学费也相对划算，所以当时报考这所学校的人可谓人山人海，竞争异常激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日战争此时已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已在国内展开。无论战争多么惨烈地进行，在上海这个东方的“围城”内，战争的影响看似平淡，人民依旧看似平静地生活，我们依旧看似平静地学习着。
我们初学纺织工程需要先进行两年预科的学习，在这期间要把高中三年的课程全部念完，学习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同时因为纺织行业经常与外国同行业有所接触，所以也很注重英语的培养，为此学校还专门聘请一些知名的学者来授课。如教英语科目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孙贵定老师，还有李禹言、蒋维乔、潘器栋、许学昌、许应期、司马宇诚、张宝龄、苏延賓、曹致澄、李伟岩、陶庸生、蒋孙谷、刘长兴、费樸安、汪荫余、杨尚灼、戴宏甄、蒋士麒等名师。
纺织行业是个与实践联系很紧密的专业，在学习的过程中，学校还专门提供一个实习工厂，里面备有木工、铁工、车工等学习的科目。等到了我们四五年级的时候，学校便安排我们到棉纺厂进行长时间的实地实习，以提高综合的专业能力，当时我在上海国棉六厂及统益纱厂实习了约有半年的时间。
由这个学校的教学内容来看，学生只是上了三年时间的大学。即用两年的时间把三年高中的课程读完，接着用三年的时间把大学四年的课程完成。所以说这五年我在学业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紧迫的学习任务
在上海工专的这五年学习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到一股紧迫感萦绕于心头，每天把自己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为我以后的工作与生活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在两年的预科学习中，学校几乎把高中所有的课程浓缩到了两年的时间里面，到了二年级的时候，我所学习的数理化课程已经涉及大学的程度，像普通科目的高等物理、化学，而且数学已经学习到了微积分，要知道这些是在大学才可以学到的知识。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正式展开分系科的学习，根据两年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程度再选择系别。我们这一届分为三个系：染化系、机械系和纺织工程系。这三个系别的划分都是根据纺织厂的实际工种需求而设立的，当时我报的是纺织工程系。
五年的学习时间，学习的东西多，课程十分繁重，因为纺织专业的实践性很高，所以学校在科目的设置上很烦琐，如会计学、经济学、工程设计和织物结构等。每每到了考试的时候，学校的淘汰率就居高不下，分数不够的学生按照规定就要离开学校，因而平时大家都刻苦学习，不敢怠慢。
上海工专的历史
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经过了多次的更名，如今称为东华大学，性质也归为公办学校，1951年国家已经将其纳入了国内的工学院系列。
1949年5月上海终于得以解放，但是到了1950年2月却遭到了国民党的轰炸，当时美国作为国民党的后台提供了许多轰炸的技术援助，上海顿时再次遭受战火肆虐，许多私营工厂的生产陷入了困难的僵局。同时连锁反应渐起，一些受到私营工厂资助的学校在教育的经费上陷入了困境，政府不得已进行了一系列的院校大调整，以解决因资金缺口带来的教育难题。当时政府把一些私立学校改为公立性质的学校，于是上海纺织工业专业学校变成了上海纺织工学院，尔后又称为华东纺织工学院，于1951年更名为中国纺织大学，改革开放时期更名为东华大学。
没有闲暇的课余时间
在学校的五年时间里，我不是住校生，一直走读。每天早晨便会骑着自行车早早来到学校上课，放学有时会很晚，要摸着黑小心翼翼地赶回家。因为学习任务紧张，我五年中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从事其他的文娱活动，那对于我来说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这般忙于学习，忙于生活。
在学业的后期，我因为忙于工厂的实习，尽管学校也有一些学生活动提供给学生，但是我还是没有时间去参加。我就是这样在学校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成长，两耳不闻窗外事远离政治。
“进步”的老师们
五年的学习时光中，学校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眼里他们便是“进步”的象征。记得那时教我们机动学、电工学和机械结构学、材料学的老师们，基本上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师从名门，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时我们的课本都是英文版本，无论你愿不愿意学习英文，都必须把书看懂、看会，并且“吃透”里面所讲的内容。在这方面，对于学校而言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在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的英文词汇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的，通常把这样一本全英文版本的书通读下来，对词汇量的要求是有一定程度的。当时教授们的教学方法当然会不如现在这样全面详细，他们只是把书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知识讲解一下，基本上是秉承“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态度去指引学生自己进行知识的学习。在这一点上，交大的老师真的是做得很好，他们教会了我们依靠着自己的能力在知识的领域内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土，让我们对自学能力进行了一番历练，这样在以后无论学习什么知识，都会游刃有余。自学结果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拥有无限的潜力与爆发力。
学校里的老师思想都是很进步的，他们并不完全参与地下党的工作，大多秉承中立的态度，不过后来还是有一些地下党派来的老师，在学校担任助教的工作。他们当时也并不崭露头角，而是在学校的学生组织里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一些进步组织。最初我知道学校有这样的组织，但并没有加入，而是后期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地下党、团渗入的图书馆里加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学校里同学之间时常会出现对立的现象，有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学也会跟着发起牢骚，但在当时进步的思想是十分吸引年轻学生的，所以大家在组织里的活动还是干得十分起劲。当年与我一同参加工作，并在北京相会的同学一共有10个人，经过这些年，有几个人陆续离世，现在只剩下了5个人，我们之间还会时常联系，大家互相通通话，聊聊过去的日子，也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