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是我们去清代的“东陵”参观游览。我们住的地方离东陵不太远，所以有的同学步行去，有的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去，后座还要带个同学。我记得，我是坐自行车后座去的，前面骑车带我的是谁，已经记不清了。由于道路不平，坑坑洼洼很多，经过多次颠簸，在我们快到东陵时，自行车出了毛病，我们只得步行了一段路。当时的东陵尚未开发，可看的东西不多，所以印象不深。但我们总算是去过东陵了。
另一件事是我在那里采集民歌。遵化是我们党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当地农村流行许多老的革命歌曲。我喜欢音乐，所以多次向农民采集这些老歌，记录下来，大约有15至20首。后来带回北京，我写信给音乐出版社，询问能否整理出版。该出版社回信拒绝了我，说我收集的许多老歌实际上已经出版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当时，我还自己作曲，创作了一首歌颂“西辛庄”的歌曲，建议在我们班里练习演唱，但是，此事被班里负责文娱活动的同学婉言拒绝了。我有时还到一个大教室里去弹钢琴，后来也被人制止了。所有这一切，都打击了我爱好音乐的积极性，我只能在课余时间练习拉二胡了。每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经常在宿舍里练习拉二胡，拉《二泉映月》这首名曲，有的同学说，我已经拉得不错了。后来，我的兴趣开始转移，采集的老歌资料也丢失了。几十年之后，我连那些老歌的名称都忘记了，就记得其中有一首是《歌唱二小放牛郎》，旋律很动听，内容也很美。其歌词第一段是：“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支歌是方冰作的词，劫夫作的曲，我采集的并非原创，而只是在当地流行而已。
还有一件事是我的作业得到老师的肯定。我们在遵化“半工半读”，虽然看书学习的时间不多，但老师还是布置了一定的任务。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一项作业，要大家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大概是关于人民公社。我完成了这个作业，交上去了。恰好此时系里有一个领导（记得是李焕昌）来遵化进行视察，他看到我的作业，点头称好，认为写得不错。这件事情，对我颇有鼓舞，也增强了我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原来，我写这篇文章时一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然后再论述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最后证明马克思观点的正确性。这正好符合当年写作各种理论文章的文风。
大学最后一年的专业学习
1959年2月下旬，我们下乡“半工半读”的学生都回到学校，开始学习专业课程。这次返校，我们没有再去城内的海运仓，因为那里已经被北京中医学院占了。于是，我们系被安排在西郊的校园里，这里是人民大学的本部，里面有很大的操场。人民大学的西郊校园，占地面积相当大，校园东部有一座三层大楼，既作为教学楼，也作为办公楼，里面的房间很多。大楼外面的东南角有两棵大松树，这里实际上是当年人民大学的标志，许多人都在大楼前的大松树下照相留念。我们系的学生宿舍被安排在校园西部的南五楼和六处，前者是五个简易的二层楼，后者是分为几排的一大片平房。学校里的房子大部分是平房，我们的系办公室、党总支办公室都在简易平房里，连校医院、许多上课的教室也是简易平房，甚至当年的图书馆也只是一个高屋顶的平房。我们“马七班”的男生宿舍就在南二楼。我住在南二楼楼下东边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有5个床位，但住了7个人，其中两个床位放着双层床，我依然是睡双层床的上铺。这一次，我没有和别班的同学合住，房间里7个人都是同班同学。这样的集体宿舍，由于人员较多，学习环境比较差，所以大家常去图书馆阅览室看书学习。集体宿舍的同学之间，也容易发生矛盾。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在宿舍上铺睡觉时突然被惊醒，发现另一上铺的王桂森同学在打呼噜，声音很大，连续不断，使我无法入睡，气愤之下，我便把枕头边的一本书扔了过去。结果，王桂森大声叫唤起来，可能是我扔去的书碰了他的眼睛。这下把全屋的同学都吵醒了。事后，我为此在党组织生活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王正泉，摄于1959年2月
我们当时的专业课程，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以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老师讲课的内容，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接着讲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巴黎公社革命、第二国际、十月革命、列宁主义、斯大林时代，直到赫鲁晓夫上台。根据老师的要求，我们仔细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许多经典著作。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很多，现在还记得的有张世昌、杨光远、林岐瑞、纪念、林桂馨、高鲲、洪肇龙等。前面四个是老教师，后面三个是年轻教师。在我的印象中，林岐瑞老师的讲课水平最高，他讲的内容和分析往往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同学们很有启发，令人敬佩。令人遗憾的是，像刘佩弦、高放、许征帆等高水平的老师，从未给我们上过课。
还应提到，就在我们学习专业课程的时候，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我们党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不同意见，一方面认为这是“揭了盖子”，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捅了娄子”。中苏两党的分歧，起先局限于内部争论，后来逐步发展到公开论战。1960年，我国《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著名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实际上就是针对苏共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学习专业课程必然要联系实际，增加“反修防修”的内容，同时要求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决不能在这方面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意见和观点。
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系领导还安排我们专业的各个班分头做《列宁全集》的注释工作，分配给“马七班”的究竟是《列宁全集》的哪一卷，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要求我们通读这一卷《列宁全集》，从中找出需要加以注释的名词和典故，再广泛搜集材料，对这些名词和典故进行注释。做这项工作，显然有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阅读经典著作。还记得，我对班里的这项工作负有一定的责任。团支部书记我早就不当了，但我从1959年开始当了一个时期的学习班长，至于当到什么时候，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负责把大家找出来的那些需要加以注释的名词和典故汇总起来，交了上去，同时又具体分配给各位同学，请他们搜集材料并加以注释。后来，我再把大家所作的注释上交给系里。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我现在也记不清了。
我们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是1960年上半年，这时候，大家面临毕业分配问题。当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计划分配，由学校和教育部门根据全国各地的需要，把毕业生分配出去。我们虽然只是本科毕业，但在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被直接分配到各省市的高等院校担任理论教师，也有人被分配到党政机关工作。当然，学校事先也要求每个毕业生填报志愿，说明自己希望到哪个省市去工作，但最后的分配即使不符合个人填报的志愿，毕业生也必须服从分配。当时根本没有自己寻找工作和选择职业这一说。还记得，我当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留在北京，第二志愿是去上海工作。我考虑，留在北京最好，这里条件最好，实在不行就去上海工作。我对上海比较熟悉，那是我的出生地，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了许多年，我哥哥当时也在上海工作。正在同学们等待毕业分配揭晓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和党支部书记杨增和、党支部组织委员郑效振、党支部宣传委员王朝文等几个同学突然得到通知，让我们提前两个月毕业，留校任教。我们班的周兴健也提前毕业并留校，他被调到学校团委会担任组织部长。应该说，我之所以能够提前毕业和留校任教，显然要感谢党支部的推荐，否则，此事决无可能。我想，我在学校学习认真，成绩较好，政治表现也还可以，所以得到党支部的推荐。后来，我们班还有于云志等同学留校任教。那时，全系三百多名毕业生，先后有好几十个人留校任教或工作，这说明我们这个系准备大发展，要大力扩充教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