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马七班”，大多数是男生，女生只有5人，其中有一个女生比较特殊，她是日本人，年龄较小，名叫吉野洋子，我们就叫她“吉野”。她虽然是日本人，但并不是作为留学生入学的，这是因为，她父亲是日本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就来到中国延安，参加中国的抗战活动，解放后则在中国一个军区的后勤部工作。吉野3岁时随母亲来中国与父亲团聚，从小就在中国读小学和中学，言行举止几乎和中国学生一模一样。1956年，她父母作为日本侨民返回日本，临走时把她留下，让她报考人民大学，希望把她培养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吉野大学毕业后又在本系读了3年进修班。毕业后，吉野留在中国工作，20年以后才回到日本。
我们大学第一年的课堂教学活动，主要是学习基础课程。一开始开设的是历史课程，例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历史、世界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等。大家都很认真地学习。接着开设的是哲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我记得，方华老师讲的逻辑课很有意思，讲得很生动，有时还逗人乐。讲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前后换了几个，其中一个年轻老师名字叫宋养琰，他一开始就要求同学们好好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资本论》就像“一炉熔化了的黄金”，使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的学习方式和中学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听课的教室和座位并不固定，许多课程是在不同的教室讲的。同时还有课堂讨论，让学生们对上课老师讲的内容进行讨论，以加深理解，活跃思想。有的课程考试是用考卷进行笔试，有的课程考试则用口试方式，由老师当面提问，学生进行口头答题。此外，体育和外语是常年开设的必修课程，大家都必须参加。外语主要是学俄语，许多同学在中学学的是英语，但我们这个专业要求必须学俄语，这对许多同学来说是个难题。当时，许多同学早晨起来洗脸刷牙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屋外树林里去读和背俄语单词。俄语很不好学，其发音、单词结构和语法同英语的规律有很大差别。我记得，有的年龄稍大一些的同学，学习俄语比较困难，但他们另有窍门。譬如，俄语中的“星期天”一词，本来是“Воскресенье”，但他们为了牢记这个单词，便按其发音读成“袜子搁在鞋里耶”。
大学第一年的学习与生活
这里还要说说当时的生活情况。按照学校规定，调干生每人每月都有调干助学金，根据原来行政级别的高低，助学金有多有少。我在原来机关是行政23级，人民大学每月给我25元助学金，在原单位级别比较高的同学，大概是每月29元助学金，再多的我就不知道是多少了。我发现，我原来的工资级别在同学中是最低的。我们班有的同学，参加工作并不比我早，但原来的级别却是行政19级，比我高了4级，可能是因为他原来所在的单位是省一级机关吧！还有更高的，听说我们系有一个同学，他是行政16级。这使人感到吃惊，因为当时的行政17级就算是“高干”了，行政17级及以上的教职员工可以听的内部报告，下面级别的人是无权去听的。尽管如此，我的生活还是挺宽裕的，每月在食堂吃饭的伙食费只要10元多一点，吃得还不错。所以，我每两个月给老家寄10元钱，以补贴家用，因为父亲已经离开上海，回老家种地，没有工资收入了。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使我感到不痛快。因为我是南方人，平日吃惯了大米饭，即使白面做的馒头也是凑和着吃，特别不喜欢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我去得稍晚了些，结果没有买到大米饭和白馒头，只买到了窝窝头。我回到饭桌上生气地说：“倒霉、倒霉！只有窝窝头吃了！”旁边一个同学就批评讽刺我说：“难道窝窝头就不能吃了吗？”对此，我不敢回嘴顶他，只是默默地把窝窝头吃了。其实，南方人就是不爱吃窝窝头，这也不算什么问题。后来学校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时，就是让大家吃窝窝头，以体会旧社会穷人所受的苦。
参加反右派运动
1957年5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党全国开展一场整风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旨。人民大学全校师生也投入了这场运动。当时号召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同时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大鸣大放”，在鸣放时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于是，各界人士都积极参加各种座谈会，畅所欲言，向党组织提意见。开始的时候，鸣放比较温和，提出的批评和建议都是善意的。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有些人的言论越来越尖锐起来，甚至带有攻击性。例如有的人说，过去搞的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应该“甄别平反”；现在是共产党垄断一切，成了“党天下”；大学应该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教授治校”，等等。人民大学的整风运动也出现一些极端现象，例如有人在批判教条主义时说，人民大学就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校园里贴出很多大字报，有些人对共产党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有些人则对此加以反驳和批判。一时之间，校园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正在此时，林希翎出来活动了。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她和母亲留在了大陆，她还参加了解放军，1954年进入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她颇有才华，也有自己的抱负。因为羡慕李希凡和蓝翎敢于挑战《红楼梦》研究学术权威的勇敢精神，她改名为林希翎。在1957年5月的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中，林希翎先是去北京大学作了两次大会讲演，后来又在人民大学海运仓分部作了大会讲演。她的讲演引用了很多的材料，提出不少新奇的观点，涉及苏联和斯大林、南斯拉夫、社会制度、批判胡风、教条主义、法制等许多问题，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林希翎在大会讲演时，会场上明显分为两派。许多人热烈鼓掌，并大声呼叫，表示拥护；但也有人高声叫喊，反对她的说法。林希翎的讲演尚未结束，就有人退出会场，在外面贴大字报，有的表示坚决拥护，有的则加以批判，其中包括我们班的毛占春，他是最早起来反对林希翎的。林希翎的这次大会讲演，我也去听了，至于具体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她说的许多材料闻所未闻，很新奇，使人很感兴趣。例如她说自己看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里面是怎么怎么说的。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早已听说有这个“秘密报告”，但从未见到。后来才听说，林希翎和一个中央领导人的秘书交朋友，她是从这个男朋友那里看到这个内部机密文件的。对于林希翎大会讲演的内容，我当时觉得，她的许多意见可以考虑，可以吸收其中的有益部分，但有些说法出了格，太过分，胆子实在太大了。同时认为，她说她的，让她说去吧，我们可以不理她。总之，当时我并不认为她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说明，我实际上是个中间派，政治表现并不符合党组织的要求。随后，我被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因为我当时虽已入党，但还是预备党员，需要通过一年预备期的考验才能转正。据说，延长党员预备期一事并不算党内处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随后，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通过运动，经过学校领导和党组织的教育，我跟上了形势，思想起了重大变化。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把林希翎划为“极右派”没有错。因为根据后来的揭发和整理，林希翎的许多说法在当时的确是不能容忍的。例如她说，“斯大林的后期是反动的”，个人崇拜是“制度问题”，我们国家的某些政治制度也“不好”；“统治阶级都有局限性”，社会主义社会也一样；“肃反扩大化”了，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