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运动中，我们“马七班”党支部也按照上级要求，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对全班同学按左、中、右进行划分。我们班有几个左派，其中毛占春最有名，另外还有两三个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间派的人数比较多，我心里有数，自己是个“中间派”。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右”，也就是中间派偏右的同学。当时，“马七班”划了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男同学朱福荣，一个是女同学韩惠贞，两人都是调干生。朱福荣究竟有哪些右派言论，我记不清了，但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态度很不好，十分蛮横。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言论观点，拒绝接受任何批评，有时甚至当众拍桌子瞪眼，大声叫喊。最后，他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学籍，回农村老家去了。很多年以后，才听说他在农村老家的一个生产队里当会计，娶妻生子，生活十分艰难。至于韩惠贞，在我印象中她人品不错，待人随和，同学关系良好，是青年团员。她参加工作多年，资格比我老，年纪也比我大，但当我作为团支部书记找她谈话时，她很谦虚，态度很好。其实她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但最后还是把她补划为“右派分子”了。对此，我当时并不理解。很久以后才听说，主要是她做了一件傻事。那就是林希翎在海运仓作大会讲演的那天，时间已经很晚，林希翎的宿舍又在人民大学的西郊校园，离海运仓较远，所以韩惠贞等几个女同学就把林希翎邀请到自己的宿舍住了一晚。就是这么一件事，我们系的党总支就下达指示，要我们班把韩惠贞划为“右派分子”。据说，当时我们班党支部并不同意这样做，但顶不住上级压力，最后还是不得已而为之了。由于情况特殊，问题较轻，韩惠贞事后仍然留在学校继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在后来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同学们对她的态度还不错。尽管如此，韩惠贞戴着“右派”帽子，在班里地位很低，其处境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韩惠贞平反了，朱福荣也平反了。林希翎便没那么幸运了，关了十几年的监狱，最后移民到国外，七十多岁时在法国去世。
参加反右派运动
现在看来，当时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搞错了。全国的几十万个“右派分子”，除极个别的以外，后来都平反了。应该说，当时的反右派运动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这种极左思潮笼罩着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我们班的党支部，其反右派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都是从上级党组织那里压下来的，很难顶得住。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过分责怪他们，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当然，基层的党员干部也应该很好地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认识。
1957年暑假以后，学校开始上课，继续教学工作，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巩固和扩大整风反右派斗争的成果。当时强调，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要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还要求大家主动暴露思想，交代内心深处的错误思想，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而且要自己批判自己，这就是“反右”运动以后接着开展的“双反（反浪费、反保守）交心”运动。在“双反交心”运动中，我响应号召，进行思想改造，暴露自己的错误思想，并加以分析批判。我对自己在“反右”运动初期认识不高和斗争不力的现象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要紧跟党中央，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我的表现，当时得到党支部的肯定和表扬，后来就被定为“中左”，也就是中间派偏左，而且很快就转正为正式党员了。
当时的“双反交心”运动，实际上把每个学生的个人抱负和奋斗目标都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了。在这方面，我也做了一件错事，主要是对于云志同学。于云志同学颇有才能，学习勤奋，爱好文学，能写诗作词。他个人抱负很大，奋斗目标很高，声称要做一个郭沫若式的人物，在某些学科领域有所成就。在“反右”运动中，他可能被定为“中右”分子，但我不记得他有什么右派言论。在“双反交心”运动中，他暴露自己的思想，进行自我批判，并说自己每天都记日记。当时，我还是团支部书记，就把于云志的情况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党支部提出，最好把于云志的日记拿出来，进行批评教育。于是，我找于云志谈话，他表示愿意将日记交出来。随后，我就把他日记中当时认为错误的言论摘下来，写成一个长篇大字报，公开加以揭发批判，使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和沉重的打击。现在看来，我这样做是很错误的，不但批判的内容有错误，而且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当时，我也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握不了自己。幸好，于云志同学并未因此而在班里受到歧视，大学毕业后，于云志也被留校任教，这显然是因为我们班党支部向学校领导做了推荐，否则是不可能的。后来，于云志的工作几经调动，最后去了石家庄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多年从事研究工作，成果颇丰，被评为研究员。
这里还要说说我们“马七班”的两件事。一件事是我们班出了个“反右英雄”。这个男同学来自东北辽宁省，是调干生，也是党员，他在老家已经有一个即将结婚的恋人，但在反右派运动中出名后，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欺骗和玩弄同班某年轻女生的感情，多次与之发生不正当关系。同时，他又通过威胁利诱，和班里另一个已婚女同学发生不正当关系。这种生活腐败的行为暴露后，他就被学校勒令退学了，这真是“活该”。另一件事是我们班出了个所谓“小偷”。这位同学也是调干生，学习成绩很好，能力也很强。但他做了一件错事。有一回，他趁着在图书馆查阅书报的机会，偷拿了几本书（主要是词典）回来，然后把书中盖了公章的扉页撕掉，占为己有。这件事败露后，他也被学校取消了学籍。其实，这个错误并不大，而且不是政治错误，完全可以通过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但当时学校对学生的品行要求很高，因此给予“劝退”的严厉处分，从而使他丧失了理想的大学生活。
王正泉，摄于1957年
下放遵化半工半读
1958年“双反交心”运动结束后，人民大学给学生安排的课外活动还是不少，我对其中两项活动记忆深刻。一是根据北京市的部署，开展“除四害”活动。所谓“四害”，是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臭虫。平时，每个同学随时都要拿一个拍子打苍蝇，而且每天要上报打死的苍蝇数字。有时，我们还要到野外和附近农村去打麻雀、捉老鼠。记得有一次，我们“马七班”去一个地方打麻雀，各人守着一个地方，不让麻雀落下休息，要累死麻雀。我是守在一个大木堆上，手里拿一根棍子，看到麻雀一来，就挥舞棍子，把麻雀轰走。
另一个活动是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当时，北京市要在十三陵修建一个大水库，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们班是在1958年4月去参加劳动的，整整干了10天的体力活。我们的任务是挑土修坝，把远处的土挑到坝上，用来修筑水库大坝。我们男生每天的劳动就是挑土，一天要挑土走无数个来回，每个来回大约是一里多路。我几个来回走下来，就觉得很累很累，一天下来，更觉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那几天，我一顿饭能吃6个手掌般大的包子，过去从未有过，后来也没有过，真是“空前绝后”呀！
1958年这一年，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大办人民公社。我们“马七班”根据学校安排，在暑假以后到河北省遵化县参加运动，实行“半工半读”。从当年8月下旬到次年2月下旬，我们班同学在遵化农村待了半年时间。所谓“半工半读”，实际上主要是参加运动和劳动，学习的时间很少。“马七班”一部分同学在“平安城”（一个如同小镇的村子，我一开始便住在此地），一部分同学在“西辛庄”。我们住在农民家里，晚上睡在土炕上，这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见到北方的土炕。我们和农民打成一片，关系融洽，许多同学还交了农村朋友。有些男同学与当地的一些女青年关系很好，在我们回来后，有几位女孩子还特意赶来北京寻找那几位男同学。对我来说，在“半工半读”的日子里，记忆深刻的有这样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