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最早的“四清”，就是整顿公社和生产队的基层干部，要清理账目、仓库、财务和工分，要揭发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的行为。后来，这项工作发展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反修防修”的战略任务结合起来。当时，上级党组织派出大批工作队，到农村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审查，突出阶级斗争，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我们苏联东欧研究所的人员和学校计划统计系的人员一起，来到湖南省湘潭县的麦子石和平人民公社，成为当地的“四清”工作队，并分别进驻各个生产队的村子。工作队也有几个当地干部参加，因为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人生地不熟，而且语言不大通，需要他们协助，甚至给我们当“翻译”。的确，湖南地方话很不好懂，发音同普通话差别甚大。例如吃饭的“吃”，湖南地方话说成是“恰”（qia）。还有其他一些词语，发音也比较特别。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我们从北京来的人才大致能听懂湖南地方话。
我们分别进驻生产队，住在经过选择的贫农或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时进行访贫问苦，了解情况，整理材料，向上汇报。我也住在一个农民家里，这是一个黄土山坡半山腰的两间平房，山坡上树木稀少，前面有一个大水塘，由一条比较宽的堤坝拦住老天下雨留下的蓄水，天旱时则放水灌溉山坡下的田地。黄土山坡是我过去从未见过的，我们老家无锡的山很少，即使有一些小山，也是黑土的，山上树木茂盛。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很少吃到肉和鱼，口粮也不怎么够吃，每次都盼望生产队的粮库能提前一点发放口粮。我听到农民说：“共产主义多好呀，可以天天吃肉。”可见，在他们脑子里，能天天吃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那年过春节，工作队在湘潭县城进行集训。我们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伙食标准不高，只相当于一个月12元钱，但是吃得很好。我们在湘潭农村工作时，还认识和熟悉了学校计划统计系的许多教工，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也很有好处。记得，当时大家把我们研究所的“关怀”和计划统计系的“吴微”和“张之”三个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戏称为“无微不至的关怀”，真有意思。
那个时候，我们还找机会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主席的故居去参观。韶山冲有一半居民姓毛。毛主席的故居是单独的一处房屋，有13间半的瓦房，其中有一间比较大的堂屋，有毛主席父母的寝室，还有毛主席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卧室和书房，以及毛主席三弟毛泽覃的居室。毛主席故居里的许多床铺、衣柜、竹凳、水桶等等都是原物。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毛主席故居纪念馆，里面收藏和展览着杨开慧、毛泽民和毛岸英等革命烈士的遗物和事迹。这次参观，使我印象十分深刻，而且感慨万分。此外，我们还去过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游览了著名的岳麓山，瞻仰了山坡下的爱晚亭。据说，毛主席青年时代常在爱晚亭读书、诵诗，并和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青年在这里研讨国家大事。爱晚亭里还用大字刻着古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句，这就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就是爱晚亭命名的来源。在湖南的这两次参观游览，我自己曾做了一些记录，这些记录至今还保留在一个笔记本里。
苏东欧研究所并参加农村“四清”
1965年2月，王正泉在“四清”工作时于湖南长沙留影
1965年6月，我们结束“四清”工作，告别湘潭，返回北京。但回到学校没多久，我就被研究所领导派出去工作了。原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组织了一个班子，要研究和编写一个材料，题目是“苏修对越南的政策”。来这里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都集中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胡同里的“东南亚研究所”。在这个班子里，人民大学去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工业经济系的齐佐治，北京大学去的有梁守德和孙盛权。当时，我们分工查阅了很多新华社内部出版的《参考资料》，还收集了一些部门的内部资料，把有用的材料摘录下来，进行整理。我们这个写作组还专门去中联部，听一个处长作有关问题的报告，这个人就是后来成立的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刘克明。我们所在的这个胡同，人烟稠密，没有什么活动场地，因此我们空余时间只能在院子里打打乒乓球。恰好，我和梁守德都喜欢打乒乓球，于是我们两人经常对打，有时候他赢我输，有时候我赢他输，但双方从不计较，都很愉快。梁守德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著名教授。和他一起来的孙盛权则在1978年调到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但为时不久，他就得肺癌去世了，年仅四十余岁，十分可惜。我和齐佐治则成为好朋友，虽然不在同一个系，但在人民大学校园里经常能够见面，直到两人退休以后，我和他还是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我们在那个胡同里大概工作了四五个月（准确的时间已经记不清），最后，我们起草一个材料，上报给了中联部，事情也就结束了。
我回到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已是1965年的冬季。当时，中苏分歧已经发展到公开论战。《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9篇文章，严厉批判苏共中央1963年的一个公开信，从“一评”开始，直到“九评”。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九评”，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指出，苏联国内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它们控制了各个党政部门，形成一个“修正主义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使党和国家变质。同时认为，斯大林时期就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开始形成“高薪阶层”，赫鲁晓夫时期则发展成为“特权阶层”，从而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于是，我们研究所根据中央精神，为了反修防修，开始研究苏联的有关问题。特别是，我们研究所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要求，从事斯大林时期“高薪阶层”问题的研究。我们全面查阅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以及很多卷的苏共决议汇编，懂俄语的人还查阅了许多俄文版的书籍以及《真理报》等报刊杂志。1966年3月，我们把1921年到1939年的有关材料汇集起来，编印了一份《苏联大事记》（分为四册），上报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有关部门，我家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当时油印的《苏联大事记》。可是没有想到，这份材料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被认为是“反斯大林”的黑材料，受到了批判。当然，批判的矛头是指向研究所领导的，参加此项工作的一般人员并未受牵连。
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一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其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此事经过毛泽东主席批准，毛主席说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于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人民大学也迅速卷入这场运动。当时，人民大学成立一个名为“人大三红”的造反派组织，由“红卫兵”、“红卫队”和“东方红公社”三个造反团体联合组成。这个组织一轰而起，人多势众，其造反矛头首先指向以郭影秋为首的学校党委，然后又向上追击所谓刘邓“黑司令部”。不久，人民大学又成立一个名为“新人大公社”的组织，其中一些人本来是“保”郭影秋的，后来也自称为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总部的首领是孔宪龙，“新人大公社”的首领是赵桂林。这两派组织的政治观点截然不同，而且誓不两立，双方斗争激烈，各把表态支持对方的本校党政干部抓起来隔离审查，后来甚至发展到两派“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