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学前期的工作和活动
从1960年到1972年，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前期。在这些年中，我虽然做了一些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参加各种活动，例如参加劳动和去农村参加“四清”等。特别是后来，我又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去“五七干校”劳动。整个过程复杂多变，跌宕起伏。
最早四年的教学与研究
我是在1960年5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的。刚一开始工作，学校就派我到中央党校去参加一项编书工作。当时，中苏分歧日益严重，即将面临公开论战。1959年底,苏共中央领导人库西宁主编出版了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中国有关方面认为这本书存在严重错误，因此决定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准备出版著作或写文章对它进行批判。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有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一批教职员工。中央党校的人由江流率领，他也是整个写作班子的领导人。人民大学的人由我们系的主任田野率领，其中有我一个。北京大学的人由赵宝熙率领，其中有张汉清、王玖芳，还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王坤。江流、田野、赵宝熙等人都是各自单位的领导，工作很忙，因此除了参加全体会议和重要问题的讨论外，他们一般都不来。而我和王坤等年轻人，则是全力以赴，吃住都在中央党校。我们所住的地方，是中央党校在院外的一栋楼，斜对着颐和园东大门。我们住在这栋楼的二层，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资料室就在这栋楼的一层。平时，我们也参加中央党校的一些活动，曾多次去中央党校院里的一个大会堂听传达报告，了解中央精神。这时候，有一件事记忆深刻，那就是我在立人中学的初中同学、后来考入军事干部学校的吴荣生突然从沈阳到北京出差，专门来中央党校看我。两人久别重逢，异常欣喜，彼此畅谈分别几年来的情况。吴荣生当时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是该厂的优秀科技人员，我们两人的关系很好，在此前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时间长达十年左右。
我们在中央党校的编书工作，一开始主要是收集材料，经常去楼下的资料室查找资料。当时的资料室主任是齐馨，她工作勤奋，积极热情，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半年之后，可能是形势有所变化，这个写作班子解散了，编书之事也就不了了之，大家都各自回到原来单位。尽管参加这一工作未取得明显成果，但我却有幸在这里见到了一些名人。江流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赵宝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著名教授，齐馨是中央领导人习仲勋的夫人。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坤是蒙族人，他和我的关系很好，以后几年还经常有联系。不久，他调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工作，和妻子团聚。可惜的是，他早早就因肝癌去世了，年仅四十余岁。
回到人民大学以后，马列主义基础系把我分配到政治学教研室工作，让我好好备课，准备以后给学生上课。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城市职工和居民都实行定量制，控制口粮，强调要用“瓜菜代（替）”。我们学校许多身体壮实的年轻人，就因为吃不饱饭而得了浮肿病。还好，我没有得浮肿病。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属于较低的一等，但我个子不高，身材较瘦，饭量并不大。当然，我每次在食堂吃饭都要计算一下，看买什么品种划算，要付几两粮票，不敢吃得太饱，差不多就行了。记得有一次去农村，我在公社食堂吃饭，那里的主食要付粮票，但煮熟了的胡萝卜可以随便吃。我就按习惯吃了一点主食，然后盛几碗胡萝卜吃，觉得特别舒畅和过瘾，至今记忆犹新。
我大学毕业后，由于过去工作过5年，所以每月领取工资62元。有些同学毕业后的工资每月有78元，但其他许多同学（尤其是应届高中生考上大学的同学）每月只有56元。所以，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时的物价很低，一根冰棍才3分钱或5分钱，1斤排骨或带鱼才3角6分钱。我还记得，我住在“东风二楼”三层21号，那是两人一间的教工集体宿舍，我和同年同系毕业的陈仁庚在一起住了好几年。“东风二楼”是一个简易的筒子楼，水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许多单身教职员工就住在这个楼里，也有年轻夫妻带着小孩住在这个楼里，一家子一个房间。学校每月扣我的房租、家具租用费和水电费很少，合起来也只是1.6元。所以，我从此每月给农村老家寄20元钱，因为父亲生活困难，把我们养大很不容易。1963年夏天，我还把父亲接来北京游玩。他刚来我这里，就在公用水房用凉水洗头，结果受凉感冒了，好在并不严重。后来我带父亲去参观了天安门和故宫，还游览了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只是没有去八达岭长城和十三陵“地下宫殿”。这是我父亲唯一一次来北京。当时，我的生活非常简朴，不怎么买新衣服，除了伙食费，也就是买书花的钱比较多一些，反正我留下的40元钱足够自己花了。记得当时我没有手表，觉得很不方便，可是看到商店里的手表很贵，我又舍不得花钱买。毕业三年后，我才狠了狠心，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块从苏联进口的“基洛夫”牌手表，花了九十多元钱。这可是我一个半月的工资收入呀！在此前后，我又重新配了眼镜，因为我的近视眼已经发展到600度了。不过还好，我的近视眼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这副近视眼镜一直使用到我进入老年阶段。
还记得，那时候学校安排的活动比较多。例如，我们年轻教师要进行军训，学习军事知识，定期参加跑步、体操等训练活动，我还参加过当年人民大学修挖“游泳池”的劳动。每年夏天麦收季节，我们要去农村参加劳动，帮助农民收割麦子。这种劳动比较艰苦，又热又累，经常搞得满身大汗，疲劳不堪。学校还组织“忆苦思甜”活动，请人在大会上作“忆苦思甜”报告，让大家吃窝头和咸菜充饥。
最早四年的教学与研究
从1963年开始，我就根据学校的安排，给档案系等外系学生讲课。我主要是讲政治学课程中的“农民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两个专题。应该说，我算是毕业后走上讲台比较早的年轻教师。当时我住在西郊人民大学校园里，每次讲课要从西郊坐车赶到城内“铁一号”，路途比较远，花的时间比较多，但这也没有办法。一开始上课，看到教室里几十个学生都抬头瞪眼看着我，心里比较紧张。但是稍微沉思一下，觉得他们还是刚进学校的大学生，我在政治学方面的知识要比他们高得多，也就不胆怯了，于是理直气壮地讲起课来。课间，有学生向我提问，我也能平静地进行解答。总之，我这一年多的讲课过程比较平稳，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苏东欧研究所并参加农村“四清”
1964年7月，人民大学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我和刘艺文、宫振春、安维华等人从马列主义基础系转到这个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创建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当时，人民大学还创建了马列主义研究所，这就是所谓“一所”，我们研究所是“二所”，此外还有一个“三所”，即学校原来就有的“文字改革研究所”，只有很少几个人。学校把这三个研究所组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党总支，进行统一领导，统一安排活动。当时，大家笼统地称之为“研究所”。
学校对苏联东欧研究所很重视。我们最早的所长是由副校长黄松龄兼任的，不久又换成由副校长孙泱兼任。孙泱曾做过国家领导人朱德的秘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副所长有经济系主任宋涛（兼）、韩铭立（来自法律系）和樊亢（女，来自经济系）。实际上，我们研究所的日常工作都由韩铭立领导。所内的组织机构，有苏联政法研究室、苏联经济研究室、波兰研究室、南斯拉夫研究室（室主任李加恩）、图书资料室（室主任乔增锐）和办公室，总共六个科室。全所人员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多名外语水平相当高的人。我在苏联政法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一部分人来自马列主义基础系，一部分人来自法律系。关怀是研究室的主任，他和王益英、张正钊都来自法律系，刘艺文是研究室的副主任，我们研究室后来还增加了新毕业的学生张子仲和姚洪芳。苏联经济研究室主任由樊亢兼任，此外还有朱培兴、陈源、江春泽等人，后来又增加了周新城、王德根、金泉源等人，我和他们都比较熟悉。我们苏联东欧研究所的任务，主要是从战略上配合国际斗争的需要，参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有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材料，并着手进行研究。然而，这个研究所刚成立不久，各种准备尚未就绪，研究工作刚要开始，学校就把我们全所人员集体派往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6月，我们就在湖南省湘潭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