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校师生都积极参加运动，划分为誓不两立的两派，不闻不问的“逍遥派”和在两派之间保持“中立”的人极为个别。我们研究所的人也分为两派，参加“人大三红”的人很多，参加“新人大公社”的人较少。我是参加“人大三红”这个造反派组织的。当时认为，我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应该起来造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而不能做“保守派”。我虽然参加了造反派，但并不是冲锋陷阵的激进分子，也不是领导众人的为首分子。我积极参加揭批校领导郭影秋的斗争，但是有一次郭影秋来我们研究所当面接受教职员工批判和质问时，我却有点胆怯，找了一个离他远一点的位置坐着，不敢面对面地对他提出质问和进行批判。我们研究所的人起来造反比较早，在学校里的影响也比较大。例如研究所有个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经济系的领导，这被认为是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很有名。后来，我们研究所造反派有几个能力强、点子多的人到造反派总部去了，在那里出谋划策，掌握全局，被戏称为“人大三红”总部的“影子内阁”。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度成为我们研究所“红卫队”的队长，负责所内造反派的具体事务。当时，我也写了许多大字报，其中一些面向全校、较有分量的大字报，就是在“影子内阁”个别成员的启发和帮助下完成的。
到1967年，人民大学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升级，发展到“文攻武卫”的程度，校园里多次发生武斗。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双方划分势力范围，彼此戒备森严。一派的总部在教学三楼，另一派的总部在新图书馆楼，两个楼相距百米左右，本来互不干扰，但两派都用自行车内胎做成大弹弓，进行强力对射，结果双方大楼相对一面的窗玻璃全部破碎，无一幸免。还好，我住在“东风二楼”，这里属于“人大三红”的势力范围，比较安全。但是有个时期，每天晚上8点钟以后，我们“东风二楼”的大门都被锁上，禁止通行。楼里住家有个别人要进出，必须通过二层楼梯间窗户外架设的一个木梯子，艰难地爬上爬下，才能成行。这让大家感到十分不便，人人心里忐忑不安。恰好，有一次我玉泉哥哥从上海来北京，顺便到人民大学来看我。那是个白天，我陪他在校园里散步，随意参观校容。我们两人走着走着，忽然背后来了造反派的一群巡逻队。他们几十个人排着队，全副武装，头戴铁盔，手拿长矛，雄赳赳气昂昂地快步走过来。我们两人大吃一惊，急忙退让到远远的一边，静候巡逻队离去。此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时期，我们去教工集体食堂吃饭，一开始都有炊事员领着大家高声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这在当时成为一种必须举行的仪式，在此之前食堂不能开饭，在此之后才开始卖菜卖饭。当时，人们派性十足，容不得他人说三道四。我们苏联东欧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有个外文翻译工作者，是个“右派分子”，名字叫许惠尔。他虽然没有资格参加某一派组织，但他强烈反对“人大三红”，他有时署名写大字报批判“人大三红”，有时在“人大三红”的大字报上用钢笔批注，进行驳斥，他还公然写上自己名字。当时有人气愤地说：“一个右派分子，竟敢这样做，真是太猖狂了！”他的儿子也来学校贴大字报批判他，甚至表示要和他“脱离关系”。有一次，学校后勤部门的一些工人把他抓住，进行批斗，还请我们研究所的人去主持“批斗会”。由于许惠尔态度强硬，工人们极为愤怒，于是对他进行殴打，事后还把他关进一间屋子。谁也没有料到，当天夜里许惠尔就死了。为此，北京市公安部门把我们研究所主持批斗会的那个人关押起来，进行审查，使他承受了两年的牢狱之灾。但因他自己并未动手打人，而且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所以最后被无罪释放了。这可是我们研究所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至今仍使人感到十分遗憾。
参加“文化大革命”
由于形势越来越恶化，学校党政部门已经瘫痪，北京市就向各个高等院校派出大批工作队，力求控制局面。人民大学也来了工作队。我记得，我们研究所先是来了工宣队，但派来的普通工人很难适应大学的环境。为时不久，就换来了军宣队。军人素质高，纪律性强，有办法对付知识分子，能够控制局面。所以，军宣队很快掌握了人民大学的领导权，并延续到“五七干校”时期，直到人民大学停办，甚至人民大学停办以后的善后工作，也是军宣队领导操办的。
后来，我也进行过反思，认识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确是错误的，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错误，参加整治了一些无辜的人。例如有一时期，我们研究所把几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当作“专政对象”，强迫他们交代问题，作深刻检讨，而且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当时我也是这个“专政小组”的成员，几乎每天都把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话”，要他们“老实交代”，并严厉地批判他们，要他们“伏伏贴贴”。当然，我没有动手打过人，但对他们的态度很粗暴，实际上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利。我还写了许多揭发批判我们研究所领导的大字报。例如，我们研究所的党总支副书记郭牢固（女），她的丈夫是学校法律系的教师范明辛，过去有点历史问题，早已向组织交代，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写的大字报一开始就进行人身攻击，说郭牢固是“历史反革命的臭老婆……”后来她在会上流着眼泪说：“当时我跟范明辛结婚是经过党组织批准的……”此事我至今记忆深刻，并为此深感内疚。同时我也庆幸自己，觉得自己运气比较好，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我虽然给学生上过课，但并未遭到造反派学生的揭发和批判。而在当时，有些教师，甚至有些辅导员，就曾被造反派学生“批斗”过。我并非著名人物，所以在两派斗争中也未受到对方的伤害。后来大抓两派组织的所谓“五一六分子”，也没有牵连到我。总之，我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挨过整，是平平安安度过的。之所以如此，除了运气比较好之外，可能和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比较内向，不爱抛头露面，不敢冲到前面去，不敢到大会上去发言，什么事都愿意随大流。像我这样的表现，看来没有什么出息，成不了名人，当不了官，但也不会犯大的错误。不知这种看法是对还是不对。
下面简要地谈谈我的婚姻和家庭情况。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没有考虑婚姻恋爱问题，从未交过女朋友。看到有些同学在毕业前后纷纷走进婚姻殿堂，喜结良缘，举行婚礼，我也没有动心。在毕业留校以后，我在一些同事和好友的热心帮助下，也开始结交女性朋友。那时，北京大学的王坤和我关系很好，他对我的婚事很热心。有一次，他介绍了一位即将从北大毕业的女生给我认识，见面后，我觉得那人还不错，但是对方不愿意。在几年之间，我先后交往过七八个女性，但都没有成功。有几个是我自己不满意，或者起先比较满意，后来因种种原因不满意，最后吹了；有几个是我比较满意甚至很满意，但是对方不满意。我心里清楚，自己虽然是大学毕业，而且是高校教师，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身材瘦弱，外貌欠佳，难以讨人喜爱。所以，有的女性初次见面就婉言拒绝，有的女性则在交往一段时间后加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