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7年，我已经32周岁，成为大龄寡男了，心里有点着急。恰好，有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北京电影机械厂的女技术员，她很积极主动，我也比较满意，因此交往三个月之后，在1968年1月登记结婚，并于同年10月底生下一个女儿。从相识到结婚，时间不长，因为我年纪已不小了，再也经不起岁月的等待。我的这个妻子名叫柳松，我的女儿名叫王晓松，这个名字是我给她取的。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进行，学校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很难进行，时断时续，但下工厂和下农村的劳动锻炼却经常安排。1969年10月，人民大学安排我们研究所的人员去北京郊区“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工地劳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地位低下，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被称为“臭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
我们在“东炼”工地被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用，实际上是让我们进行劳动改造。工地领导让我们挖一条一条又长又深的土沟，宽近1米，深达2米，目的只是要把以前埋在地下的铁管子挖出来，另作他用。我们使劲地挖呀挖……几天之后我突然想起，我们何不计算好铁管子的尺寸，把铁管子两头的土挖走，然后把两根铁管子之间的接头弄开，转动和摇晃铁管子，最后从一头使劲把铁管子拔出来。这样做，中间的土堆完全可以不挖，从而节省许多劳动力。我把这个想法说给队长听，队长说很好，于是就让大家照此办理，结果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因此，我受到大家的夸奖，我也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即凡事都应多动脑子，寻找窍门，才能事半功倍。我当时寻思，如果我从事工艺技术方面的工作，说不定会有许多创造发明呢！
“五七干校”劳动和在北大工作
我去“五七干校”三年和在北京大学五年，都和人民大学停办有关。人民大学如果不停办，我不会在“五七干校”待那么久，也不会去北京大学工作。所以，我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那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1970 年，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人民大学被关闭停办。而从 1969 年11月开始，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就被大批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1972年，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按学科、系别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这时，我和苏联东欧研究所的人员一起，来到北京大学工作。直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进行拨乱反正，人民大学才起死回生。1977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1978 年7月11日，人民大学召开复校大会。新华社为此发表长篇消息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受林彪、‘四人帮 ’干扰破坏停办达 8 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于是，我又回到人民大学工作。应该说，人民大学的停办也给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波折。
去“五七干校”劳动
从1968年开始，全国各地为贯彻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大张旗鼓地兴办“五七干校”，让知识分子下乡去劳动锻炼。人民大学也在江西省余江县的刘家站办了一个“五七干校”，前后把数千人（包括家属）分成八批下放到了那里，我被学校列入第一批名单之中。当时，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的女儿刚1周岁，我妻子的单位离家很远，很难顾家。所以，我每月花30元钱，请一个老太太当保姆来家帮助照管孩子。老太太年岁很大，而且裹着小脚，行动并不很方便。鉴于这样的家境，如果我离家远走，家里的困难将不堪设想。但军宣队根本不考虑这些，名单不能变动。我只能服从安排，匆匆离家，直奔江西“五七干校”去了。几个月后，人民大学大批教工的家属来到“五七干校”，我的家属也一起来了。过了一年左右，人民大学正式宣布停办，教职员工开始分批撤离“五七干校”，家属尤其要统统撤走，他们都回到北京去了。而我本人，一直到1972年年底“五七干校”停办、最后一批人员撤离，才回到北京。这就是说，我去得最早，回来得最晚，在江西“五七干校”整整待了三年。
根据我一个笔记本的记载，人民大学的第一批教职员工是在1969年11月29日从北京出发，集体坐火车到江西“五七干校”去的，是在刘家站下的火车。从刘家站到人民大学“五七干校”，有七八里路，一路上很少见到村庄，树木也不多，可以说是相当荒凉，人烟稀少。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就在一个红石岗上，我就在这里待了三年。当然，这三年的劳动、工作和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下面说说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情。
参加劳动锻炼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既有种满茶树的茶山，也有水田和麦田。我们到“五七干校”不久，就迎来采茶季节。我和大家一起，去帮助茶农采摘茶叶，把茶树上新长出来的嫩叶尖采摘下来，放在筐里，交给茶农。这个活比较有意思，我过去没有见过茶树，更没有采过茶，这次有机会采茶，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此外，我也参加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辅助劳动，例如挑肥，就是把水塘里挖出来的泥巴挑到庄稼地里做肥料。还记得，有一个“五七战士”在参加劳动时喜欢在野地里抓活蛇，破开蛇的肚子，生吃蛇胆。他说，蛇胆能够强身。但一般人不敢这么做。当时，我没有参加采石劳动，因为我在五连。五连是我们第一批去的教职员工所在的连队，连长是学校后勤部门的贾贵良，连指导员是我们研究所的安维华。后来几批从北京来的教职员工，则被分别编为二连、三连和四连。学校几个理论系的教工大都是在二连，他们主要从事采石劳动。
江西有很多红石山岗，我们“五七干校”校部所在的红石岗就是一个采石场，已经有一个采石后留下的红石坑。这个红石坑很大，长有30米左右，宽达20米左右，深约6至7米。五连的“五七战士”先把这个红石坑架上盖子，当作宿舍，住在里面。据说，红石坑里冬暖夏凉，因此大家把它命名为“水晶宫”。同时，他们请当地师傅来指导，在这个红石岗上采集红石。据说，要先在红石上量好尺寸，然后用锤子、凿子开出一块块长方形的红石，再仔细进行加工，使之成为能够砌墙的材料。加工成形的红石块，一般长达30至40厘米，宽和高有近20厘米，十分平整。用这样的红石砌墙，既顺当，又结实，但很费力气，因为它很重，一个人搬不动。采集红石的劳动很累人，整天弯着腰用锤子凿子敲打红石，久而久之，许多人便落下腰肌劳损的毛病。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试图搬动一块红石，弯下腰一使劲，突然觉得腰部一痛，不再能转动。于是我去找校部医生，医生让我吃了药，拔了罐，并休息几天。几天后，我腰部恢复正常，没有落下毛病，可以继续参加劳动了。
其实，我在“五七干校”参加的劳动并不是很多。我曾在校部一个写作组脱产工作了一个时期，那时并没有参加体力劳动。不久，校部又让我回五连参加劳动了。后来，我参加“五七干校”的文艺创作，也脱产了一阵子。最后一年，所有“五七战士”都不劳动了。所以，我参加的劳动比一般“五七战士”要少。
我刚去“五七干校”时，生活条件很差。由于红石房还没有盖起来，我们就暂时住在农民家里，但是吃饭还是在连队的集体食堂。我记得，当时大家吃饭没有菜，我是用酱豆腐当菜来吃大米饭的。“五七战士”跟北京通个长途电话，也要奔波好几里路，到刘家站去打。我们起初经常利用星期天，几个人结伴，到十里外的鹰潭镇去玩。鹰潭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城镇，可以在那里买点必需品，还可以吃点好饭，改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想念无锡老家，每月给父亲寄20元钱。我起初住在“五七干校”附近徐家村的一个农民家里。我们三个“五七战士”一起住的这间屋子，背靠山坡，前面有个大窗户。记得有一天下大雨，霹雳声音很大，但我们仍然要出工，去干活，因为“五七干校”强调，要“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我们刚出门走出不远，就听到一声震耳的霹雳声，于是想暂时躲一躲。回到屋子里一看，发现横着的那根平时用来挂搭衣服的粗铁丝原来好好的，现在居然断了，而且缺了一小节。我们分析，很可能是穿堂雷打进了屋子，把铁丝熔化了。当时，我们真是心有余悸呀！亏得当时我们不在这个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