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五七干校”校部组织我们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观游览。井冈山是毛泽东主席创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在这里点燃了“星星之火”，尔后在这里和朱德胜利会师，汇成革命洪流。我们沿途参观游览了当年的许多革命圣地，特别是地势险要的黄洋界。当年红军战士在这里连续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吓跑敌军一个团，在红军的作战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毛主席后来还写下著名的诗句：“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我们还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了解了革命先烈的悲壮事迹和丰功伟绩，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
后来，我和杨瑞森、张洁（女）等人还去著名的庐山参观游览。其中记忆最深刻的，一是坐汽车上庐山的公路曲曲弯弯，领略了“九曲十八弯”的滋味；二是看到了庐山的仙人洞，体会到毛主席诗词中说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三是欣赏了庐山的五老峰，五座山峰就像五个老人并排坐在那里一样，很有象征意义。
此外，由于家属已经返回北京，我们“五七战士”可以定期回北京探亲。记得有一次回京探亲，我独自一人中途在泰安下车，上泰山玩了一阵。那是1971年的7月上旬，当时尚无上泰山的缆车，我跟着一帮年轻人徒步上山，一步两个台阶，气喘嘘嘘地从山脚下攀登到山顶，整整花了两个小时，累得够呛。我参观了雄伟的南天门，欣赏了深邃的黑龙潭，还在山顶上的旅馆住了一夜。那正是炎热的夏天，山下热气腾腾，山上却凉气嗖嗖。我清晨去山顶观看日出，还穿上了从旅馆租用的一件棉大衣。此次泰山之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次回京探亲，我和几个同行的“五七战士”中途在无锡下车，去太湖鼋头渚玩了一阵。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过去在无锡市政府工作时常来这里游玩，所以这次我就做了他们的导游。
人民大学宣布停办后，军宣队也不怎么管大家了。最后一年，留在“五七干校”的人已经不多，大家也不用参加劳动了。于是，我开始跟着别人学木工。我买了锯子、刨子和凿子，练习做木工活，开始时做了个小凳子，后来又做了个小柜子。做着做着，自己还很有兴趣。后来回到北京，我很长一个时期还继续这个业余爱好，自己动手给家里做了一些木器，如沙发、茶几、菜板等。我做的一对简易沙发，使用了三十多年，至今还在家里放着，自己觉得坐着蛮舒服。
后来听说，军宣队原来准备把全校的教职员工都留在江西，交给江西省有关部门安置处理。但人民大学原来的领导去向江西省革委会介绍情况时说，人民大学的干部和教师队伍有几个特点，就是年龄大、级别高、资格老（当时人民大学有老红军若干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有一二百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有七八百人），平均年龄四十多岁，平均工资八十多元。江西省革委会的领导人一听，就觉得负担太重，不敢接受而拒绝了。于是军宣队找到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人民大学原来是在北京的，江西省不接受，那就全部回北京分配工作。1972年12月，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宣布撤销，下放的教职员工全部返回北京。我也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人民大学，等待分配工作。
旅游和学做木工活
回忆江西“五七干校”的三年，我虽有许多收获，但教学和学术研究毕竟被耽误了。教学与研究是我们大学教师的主要任务，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进步甚至退步了，那就是最大的损失。
在北京大学工作
1973年6月，人民大学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二所”）和马列主义研究所（“一所”）被整体纳入北京大学，但起初并不在一起。我们苏联东欧研究所划归北京大学经济系管辖，成为该系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办公室被安排在靠近南校门一栋楼的一层，有四五个房间。到1976年3月，从人民大学去的两个研究所又组合在一起，直属北京大学校部领导，办公室都搬到名为“六院”中的一个院子，里面有一栋U字型的二层楼，两个研究所都被安排在楼上二层。
北京大学是一所文理科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不像人民大学只有文科专业。北京大学的校园面积很大，东南西三面都有大门，大门都面临着大马路，院墙北面是一条“护城河”，对面也是大马路。北京大学西门是一个古典的三开朱漆宫门，离颐和园很近。校园里有大名鼎鼎的未名湖，湖边有个岛亭，上面有假山，还有一个石舫。沿未名湖走一圈要好长时间。北京大学校园里还有许多雕塑，如李大钊雕像、蔡元培塑像、马寅初雕像等，斯诺墓也在这里，他是著名的《西行漫记》的作者。我到北京大学以后，多次利用空余时间在校园里散步观赏，以致留连忘返。北京大学校园里还有一条“商业街”，街上有银行、邮局、商店、水果摊等，为大家带来很大方便，比原来的人民大学要强。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了五年，记忆深刻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生活条件困难
我们研究所的人员都去北京大学上班，然而大部分人的家还在人民大学校园内。两校之间虽然不太远，但每天上下班要在两校之间奔波，中午还要回家做饭吃饭，一天实际上是两个来回，所以，步行根本不行，必须骑自行车。当时，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大概花了三四十元，而新的自行车一般要一二百元一辆。我骑自行车都是从人民大学北门出发，抄近路穿过海淀镇的一条胡同，到北京大学南门下车，然后推着自行车去我们研究所上班。骑自行车走大马路也可以，只是距离稍微远一点，而且大马路上车多人也多，要特别小心才行。记得有一次，我们研究所一位年龄稍大的女同志刘艺文，在骑自行车上班走大马路时，被别人碰撞摔倒，导致腿部骨折，在医院打上石膏，回家修养了好几个月才恢复。我自己也比较辛苦，因女儿在幼儿园是日托，我每天早晨上班前要把女儿送去幼儿园，下班后又要急急忙忙地赶来接女儿回家，弄得我非常紧张。
那时候的物价虽然比较低，但我的工资也很低。我每月工资62元，加上妻子工资32元，这94元钱既要维持大人生活，还要抚养一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这时候，我已经不能给无锡老家寄钱了，只是每两个月偷偷地寄10元钱给父亲。当时，我很羡慕那些年长的教师，他们一般是行政17级或16级，每月工资108元或一百二十多元。我心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也有一百多元就好了。1977年8月，国家进行工资调整，工资低的人普遍提一级，我的工资提到每月69元。当时我心里的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这可是我17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呀！1978年初，我在《人民中国》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当时刚恢复稿酬制度，我为此得到46元稿费，当时我也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已经是一笔不菲的额外收入。总之，那时候我的收入较少，但好在自己的物质要求也不高。
参加教育革命
当时，中央号召“批林批孔”，同时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当然要参加“批林批孔”，但只是一般性地参加一些活动。然而，教育革命却对我们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几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招收新生，但不是通过考试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而是招收由有关部门“保送”来的“工农兵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据说是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工农兵青年，但他们没有经过入学考试，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只上过初中乃至小学。“工农兵大学生”的政治地位可是不低，比大学教师要高，说是要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校部给我们研究所派来几个“工农兵大学生”，让他们来监督我们，对我们进行“再教育”。我记得，他们刚来时，召开一个见面会，在会上说：“我们初来乍到……希望大家支持协助……”架式虽然很大，但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因为他们并没有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