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学校安排我们下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为期两三个月。我和我们研究所的几个人被分配到石景山南面的一个机械厂，在那里劳动及进行社会调查，同时还有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跟着我们。工厂的领导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办公”。这个工厂离北京大学很远，我们要骑自行车去上班和下班，很不方便。特别是，我每天还要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所以经常迟到早退。一旦上班迟到，先到那里的人都不说什么，只是那个“工农兵大学生”脸色阴冷，使我感到压力很大。不过也好，这种情况却也使我逃脱了一场政治“劫难”。
记得是1975年上半年的一天，我们研究所的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去“梁效”写作班子参加工作。我说明接送孩子有困难，表示不能去那里集中住宿。后来，我们研究所就另外派了个人去了。我当时不去“梁效”，的确是因为家庭困难，并不是对“梁效”有什么看法。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成立的一个“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后改名为“大批判组”），用“梁效”的笔名发表文章。当时，“梁效”写作班子受“四人帮”控制，名声很大，有许多著名的文史哲专家参加，发表的文章往往被各大报刊转载，在舆论界起重大作用。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梁效”被解散，遭到严厉批判。“梁效”写作组的成员也受到严格审查，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有些人甚至四五年以后才得以解脱。我们研究所和“一所”派去“梁效”的两个人，也被审查了一个时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背负沉重的包袱。我比较幸运，逃过了这场劫难。如果我真的去了“梁效”，说不定也会写一些错误文章，干一些傻事，从而受到单位审查，并给自己带来终生遗憾。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校园里的大字报仍然不少，批斗会也不时举行，气氛比较紧张。我记得，当时有个教授私下发泄不满说：“什么教授，不如野兽！”尽管这是他私下说的话，还是受到严厉批判，针对他的大字报很多。当然，后来的批判对象开始有所转向，当年红得发紫的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受到批判斗争，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也不例外，不仅被隔离审查，接二连三地受到批斗，而且被下放到工厂进行劳动改造。1978年4月的一天，北京大学全校师生聚集在一个大操场上，对聂元梓进行大会批斗，声势浩大，影响广泛。我和研究所的人员都去参加了这次批斗大会，至今留下深刻印象。
1976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我们都悲痛万分。当时，许多群众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结果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诬指邓小平是“黑后台”，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7月6日，朱德委员长不幸去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市的群众也人心惶惶。当时，我们家也在门前搭起一个“防震棚”。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哀痛之中。可是，“四人帮”倒行逆施，横行霸道，妄图篡党夺权。在这一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忧心忡忡，越来越关心上层斗争，担心前途莫测，思想也起了重大变化。我与许多同事和亲朋好友经常在私下里议论，对周总理深感敬重，对毛主席依然热爱，对邓小平实行的“全面整顿”颇有好感，而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则极为痛恨，认为他们居心不良，祸国殃民。我记得，就在“四人帮”10月6日刚刚覆灭、尚未公开宣布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同在人民大学校园居住的刘艺文家串门。她悄悄地告诉我，“四人帮”已经被抓捕了。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拍手称快，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都说这真是“老天报应”。这就是我们这些过去的“造反派”当时的真实心态。
进行学术研究
我们苏联东欧研究所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开始从事本专业的学术研究。当然，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反修防修”，配合中苏论战。1975年，我与研究室主任关怀合作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列宁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先是刊载在内部刊物上，后来又在《北京日报》发表，还被广播电台作为对苏广播的内容。197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吸工人、农民血的反动阶级》，全文1.1万字，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1977年10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1978年，我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一是《大资产阶级上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变》，二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与此同时，我还去北京大学东语系给学生讲课，内容也是关于列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我们研究所编写出版的两本书的工作，一本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8万字，1975年11月出版），另一本是《列宁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斗争》（4.1万字，1976年1月出版），这两本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过，按当时的习惯做法，这两本书都没有署编写者的姓名，只署名“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但我知道，安维华在编写这两本书时出力甚多。安维华是个能人，不但领导能力强，而且学术水平高。还有，这两本书的编写都有派驻我们研究所的工人代表参加，而且署名排在我们研究所之前，其前一本书的署名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人国际问题小组”，后一本书的署名则是“北京印刷厂工人理论组”。其实，这些工人并未真正参加编写，他们根本不了解苏联问题，能写什么呢？但那时就是要这样做，就是要打起“工人阶级”的旗号。1975年3月，我们研究所还自己印刷了两本小册子，供内部学习用，其中一本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另一本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批判》，这是把我国领导人、中央文件和重要报刊文章的言论摘录下来汇编而成的一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也是我和安维华等人一起编写的。那时候，很多书都是内部印刷，公开出版的很少。记得当时人民出版社约稿，要我们研究所编写一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事记”。我们费了好大劲，修改补充了好几次，把书稿交给了他们，但最后却没有出版，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此外，我们研究所还定期编印一份内部刊物，名为《苏联问题资料》，先后编印了十几期，其中刊载了很多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重要文件和资料。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情况下为配合中苏大论战所搞的一些材料和所写的一些文章，往往比较偏颇，并不那么实事求是，例如把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把赫鲁晓夫上台说成是“反革命政变”等等，这是我们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应该吸取的教训。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就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我们在北京大学工作五年时间，尽管研究工作比较粗糙，而且比较片面，成果也并不多，但总算是开始进行学术研究了。应该说，我这五年时间没有耽误，没有浪费，它为我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此我并不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