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学后期的教学与研究
1978年7月，我们苏联东欧研究所等单位回到已经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不过，我们研究所已经和马列主义研究所分开，不在一起活动了。当时，我们研究所的人大都心甘情愿地回来，因为我们对人民大学感情深厚，而且家也在校园里。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回来，特别是“一所”的几个人，他们担心回来后受到对立派别的报复和伤害，所以就留在了北京大学。我们研究所回校后，起先被安排在老图书馆楼三层的一个大房间里，后来又搬到新盖起来的资料楼八层，占用四五个房间。我们研究所的领导班子也有变化，所长起先是韩铭立，是个老革命干部；接着换了王益英，他是从法律系来的；后来又换成周新城和王德根。党总支书记是郭牢固（女），她的任职时间比较长。这时候，我们研究所开始大发展，从校外各方面调来许多人才，全所人员从十几个人一下子增加到五十多人。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大家都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至于我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事教学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人民大学复校后，我们研究所开始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苏联政治、苏联法律、苏联经济以及东欧等各个专业都开始招生，每年大约招收十余个学生，目的是培养这些方面的高级人才。复校后，我开始给学生讲课，但是讲课的时间、地点、听课人数等都没有记录下来，现在只能凭记忆来说说。我主要是讲“苏联政治”课，题目是“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政治”，重点讲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涉及当时苏联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如“贝利亚事件”、“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事件”、“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二大”和“赫鲁晓夫下台”等）和理论动向（如“全民国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等）。我每年都要讲这门课程，既给本所的硕士研究生讲，有时也给校内科学社会主义系（后来改名为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讲这个专题课。我也讲过“苏联发达社会主义”专题课，而且曾被列为全校的一门选修课。有一年，选听这门课的学生有六七十人，一个大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课程结束，我还要进行考试阅卷，给每个学生打学分。记得1983年，我给本校语文系、档案系、法律系、科学社会主义系等本科生和进修生讲课，有八十多人听课。在讲课之前，我都进行充分备课。我广泛搜集材料，潜心研究，把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并进行细致地分析，作出相应的结论。我的讲课都是有根有据的，学生比较感兴趣。可以说，赫鲁晓夫问题实际上成为我的学术专长。记得1985年，远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也慕名找我，去给他们举办的一个学习班作“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政治”这个专题报告。
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不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因为我还没有“副教授”的职称。我大学毕业留校后的职称只是“助教”。“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一律取消职称评定。直到1979年，我才被评定为“讲师”。也就是说，我的“助教”职称延续了19年，这在通常情况下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我当了“讲师”，还是没有资格招收硕士研究生，只能协助副教授培养他们招收的学生。我记得，我曾协助培养过王益英招收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我在51岁时被评定为副教授，这时候才有资格招收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但在当时，每个副教授一年一般只招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从1986年开始，直到我退休，再加上退休后的“反聘”期间，我先后招收并培养了21个硕士研究生。
早先，苏联问题比较热门，报考我们苏联政治专业的人不少。当时我们研究所规定，只有学习俄语的人才能报考我们专业，考试要考俄语，不招收学英语的学生。专业课的试卷，也是我们自己出题，自己判卷。我每年都会接到几个准备报考者的来信，我都一一回复，介绍我们专业的情况，向他们说明专业考试需要阅读复习的参考书。我有时还为他们在北京代购这些参考书，然后给他们寄去。有个别报考学生甚至直接到家里来找我，我也热情接待和鼓励他们，从不把他们拒之门外。那时候的社会风气比较好，请客送礼的事不多见，那些来找我的报考学生也不给我送什么礼物。有一年，有个考生其他课程成绩良好，只是外语考试得分较低，可能难以录取，为此他很着急。恰好，当年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外语成绩普遍较低，所以国家教委后来降低了录取新生的外语分数线，使他能够录取了。当我通过电话告诉他可以录取的时候，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立即赶到人民大学，给我送来一条高级香烟作为感谢礼物。两天后，我深感收受学生礼物不妥，于是就把这条高级香烟送还给他了。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苏联问题这个专业慢慢冷落起来。过去，全校各个系都有一些教师，从他们的专业出发来研究苏联的相关问题。但是1991年以后，苏联问题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冷门，其他系很少有人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了。报考我们专业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于是，我们研究所调整招生细则，既允许学习俄语的人来报考，也允许学习英语的人来报考。尽管如此，苏联问题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冷落趋势难以改变。我们研究所的人员也越来越少，有些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员（如樊亢、江春泽等）早就离开人民大学到别的地方去了，原来从法律系来的几个人又返回法律系了，有些人也转到学校其他系去了，还有些人则退休了，还有个别人去世了。和我们一起从马列主义基础系调来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宫振春，从北京大学回到人民大学只一年左右，就因肺癌去世了，年仅52岁，多可惜呀！然而，虽然许多人员退了和走了，我们研究所却没有补充人员。也就是说，只有走的，没有来的。到我1999年退休的时候，研究所已经只剩下十来个人了。这也难怪，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毕竟已经覆灭，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越来越转到美国和西欧问题上去了。但在我看来，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仍然值得重视和研究，它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国家，而且正在崛起。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人们绝不应该放弃或者轻视。
从事教学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就在苏联解体前夕，那是1991年5月至6月，我有机会去了一趟苏联，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当时，我和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黄顺基、刘大椿和安启念等几位教师从北京出发，坐了整整六天七夜火车，才到达莫斯科。我们沿途欣赏了远东贝加尔湖的美丽风光。当时，苏联处在解体前夕，经济形势恶化，商品供应紧张，卢布也大幅贬值。我听从别人建议，临行前在北京购买了一件皮夹克，结果这件皮夹克在火车上就被俄罗斯的“倒爷”买走，换来的卢布竟够我在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买了两件纯毛的呢子大衣和两床毛毯，因此占了很大的便宜。我还在莫斯科买了一个地秤，这个地秤至今仍在家里用着，时间已达20年，这也许就是苏联留给我的纪念品吧。在莫斯科，我们主要是会见了一些苏联学者，跟他们进行交谈，彼此交流情况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感到颇有收获。安启念曾在苏联留过学，俄语的口语水平很高，所以经常充当我们的翻译。我只懂一点俄文，口语根本不行，完全听不懂。我若是单独活动，就请在我们研究所毕业的吴小贺当翻译，她当时恰好在莫斯科。从我们研究所苏联经济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周力，当时在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他也给我们帮了许多忙。目前，周力已经是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在莫斯科，我们去了著名的红场，瞻仰了列宁墓，并在外围仰望了闻名世界的克里姆林宫和大教堂。我们也去了列宁格勒，主要是在那里参观游览。我们欣赏了涅瓦河的风貌，参观了著名的冬宫、夏宫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这次出国访问，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回国时，我们仍然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才回到北京。顺便说一下，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出国之行，以后再也没有遇到出国访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