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7日，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留影
（左起：安启念教授、黄顺基教授、王正泉教授）
也就是在1991年，我被提升为教授，当时，我已担任本所苏联政治研究室主任多年。同时，由于我们研究所的所长王德根因肝癌去世（年仅49岁），所以在1992年到1995年之间，我被任命为研究所的副所长。我当副所长的具体时间现在已经记不准了，也就三年左右时间。当时的所长仍由周新城兼任，但他已是学校研究生院的院长，因此无暇过问我们研究所的具体事务，所内事务主要由我负责。我这个人不善于当领导，哪怕只是个小小的领导。当副所长就要处理研究所内的各种事务，特别是要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使我比较为难。亏得当时研究所的领导班子还比较团结。此外，行政事务多，各种会议多，这也影响到我的学术研究，毕竟思考专业问题和撰写文章的时间因此少了很多。幸运的是，我当副所长的时间并不长。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被聘为教授以后，本来有资格招收博士研究生，但是因为人民大学尚未申请到“国际政治”这个博士点，所以我仍然不能招收博士研究生。等到学校有了这个博士点，我已经退休了。总之，我虽然有幸成为“教授”，却始终未能成为“博导”。
这里再说说我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情况。我招收和培养学生比较认真，对他们既宽容又严格。按照规定，我对笔试成绩已经上线的学生要进行复试，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和了解，最后才正式决定是否录取。对于已经录取的硕士研究生，我从不要求他们为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从未让他们为我自己的科研项目查找和整理资料等等。我经常过问他们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的选修课程和所得学分，向他们介绍我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心得。特别是，在他们撰写毕业论文时，我从选题、撰写到完稿都十分关注，积极给予指导。他们的毕业论文，最后都是经过我仔细审读、做一定的修改补充后才定稿的。我还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毕业分配。我记得，当年有一个毕业较早的学生，根据当时规定必须回原来省市分配工作，但这与他自己的志愿相违背，因此他很不愿意，而且情绪低落。我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利用恰好出现的一个人员空额，专门向校部打了报告，把他留在我们研究所工作了，此事使他很满意。还有一个学生，本来考上的是自费生，要交几万元的费用，但她家里比较困难。我了解情况后，也利用恰好出现的一个招生空额，把她替补为公费生了，此事也使她颇为感动。后来几年，硕士毕业生找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顺利，这时候我也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联系一些熟人，给他们提供找工作的机会。我招收和培养的学生，前几年大都是男生，后来几年又大都是女生，而且身材一个比一个高。我和学生之间，从未发生过矛盾和冲突，师生关系比较和谐，比较亲密。在我退休前后的几年间，我的学生还经常来帮助我学习电脑，使我较快地掌握了使用电脑的技能。这一点，我至今心里还感谢他们。
从事教学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我前后共招收和培养了21名硕士研究生。第一个是徐之明，他聪明能干，思想活跃，口才很好，来自广西，经过多年的磨砺，他已成为著名的考研辅导教师，名扬全国。另一个是桂从友，他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现在已成为一个外交家，曾担任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再一个是邵风高，他是从军队考来的，目前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已经成为高级管理人才和金融业专家。高同星也是我的学生，他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在令人神往的“中南海”里面办公。我的学生还有王江、胡兵来、郑青江、邱宝华、张怡平、张雄、崔继新、宫宏蕾、靳一、刘军和房思哲等人，他们在毕业后奋发图强，积极努力，现在都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此外，张红和周楠也是我的学生，她们目前都在美国从事有关工作，情况良好，精神可嘉。我的学生李红兵，毕业后长期在东欧国家经商，目前已移民加拿大。许多学生对我说，考上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并完成学业，是他们一生的“转折”。总之，我过去的学生都很有出息，都事业有成，这也算是我作为大学教师的一点成绩吧。
1998年5月，王正泉和三个学生于北京植物园留影
左起：马宁、周楠、王正泉、崔继新
进行学术研究，撰写著作和文章
重新回到人民大学以后，我们研究所的学术研究迅速开展起来。由于国内形势已经稳定，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搞政治运动，所以学术研究很少受到干扰，我们研究所开始深入地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我们研究所重点研究俄罗斯、中亚和东欧问题，特别是研究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我自己的研究重点则是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问题。那时候，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研究所内部印刷一个《苏联与东欧》（后来改名为“东欧中亚问题研究”）杂志，每年发行4期，总共发行了四十多期。每期的审稿和编辑都由责任编辑负责，我自己大约当了十多期的责任编辑。这份内部杂志主要发表我们研究所人员的科研成果，因为我们的科研经费很少，所以这份杂志的稿费标准很低。
当时，国内学术界开始申请各种基金的科研项目，得到批准的科研项目都有一定的经费资助，只是数额相对较少。从1987年开始，我申请并完成了七八个科研项目，其中有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的科研项目，也有国家教委批准的科研项目，还有中央其他部门交办的科研项目。在我的这些已经完成的科研项目中，有的还作为专著出版。例如，著作《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本来是一个科研项目，后来由东方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全书39.2万字，由我主编。同年8月，中国影视音像交流协会“求实”新书推介组发出通知，把这本书作为“特别推荐党政干部系列参阅读本”之一，认为“这部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及现实作用”。然而，我完成的大多数科研项目虽然结了项，但因项目经费很少（当时每个项目的科研经费只有一万多元），都未能资助出版社正式出版，使我颇感遗憾，例如《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比较研究》、《苏联政治体制的转折》、《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风雨飘摇俄罗斯（1992－1997）》、《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研究》等等。
除了完成科研项目，我还主编出版了另外一些著作。一是《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全书19.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这本书曾荣获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科研成果优秀奖。 二是《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全书28.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此书出版后，图书市场很快售完脱销，有些人还写信跟我要书。因此，出版社又第二次印刷此书，比第一次印刷的数量还多。三是《苏联东欧大事记》，全书24.4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此书对研究苏联东欧剧变有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还应邀撰写了其他几本著作的部分章节，这些著作由其他著名学者主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本书。第一本是《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由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刘克明和金挥主编，全书58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我撰写了其中赫鲁晓夫政治部分的两章（第14、15章），有5.4万字。第二本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由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之骅主编，全书29.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我撰写了该书第二章，即《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1.2万字。第三本是五卷本《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丛书中的“政治卷”，由海运主编，总参二部和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1999年10月编印。我撰写了其中的第二章，即《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转轨》，2.4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