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的俄文没有丢下，还有所进步。我在我们研究所高级翻译刘家辉的帮助下，主编出版了三本翻译著作。第一本是《苏联检察系统》，全书12.1万字，群众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第二本是《苏联经济法论文选》，法律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全书22.6万字。第三本是《国外比较法论文选辑》，群众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全书23.1万字。至于发表的翻译文章，约有六七篇，这里不再列举。遗憾的是，后来我没有再接触俄文材料，以致多年以后，俄文已经被我淡忘，无法再捡起来了。
人民大学复校后，我从1980年开始到1999年2月退休，先后撰写并发表一百余篇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有的在内部刊物上刊载。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对不同时期的苏联问题和俄罗斯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记得我在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后改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发行的《苏联东欧问题》（后改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八九篇文章，如《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1.3万字，1983年第5期）、《浅析赫鲁晓夫的干部更新》（8千字，1986年第1期）、《论苏联政治体制的三次改革》（1.2万字，1988年第5期）和《俄罗斯的中间派政党和组织》（7千字，1997年第5期）等。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被聘为该研究所的校外学术委员，定期参加他们的评奖会和评职称会，拥有投票权。同时被聘为该研究所校外学术委员的，还有北京大学的黄宗良和中央党校的姜长斌等人。我和该研究所历任所长刘克明、徐葵、张文武、李静杰等都比较熟悉。还有，我在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印的《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上也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和资料。我在国家教委《高校理论参考》1991年第2期发表的《苏联“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一文（1.4万字），影响比较大，后来被分别收入北京《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社编印的《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专辑》、中央党校编印的《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中国人民大学编印的《科研参考资料》以及山东社会科学院编印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一书。至于我在其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给保密机关提供的十多份内部材料，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进行学术研究，撰写著作和文章
这时候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就是我和李兴耕联系上了。李兴耕是我在无锡师范学校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比较好。其间我中途停学参加工作，他则在这里毕业后去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接着又去苏联留学几年，俄语水平很高。他回国后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多年后成为该局副局长。那时候我就在人民大学任教，虽然都在北京工作，但长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老同学赵汉成提供信息，我和李兴耕才见面重逢，而且居然是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同行。自此以后，我们经常联系，我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材料和信息，对我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还记得有一次他说，他是在无锡师范学校加入青年团的，当时的入团介绍人就是我。这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我自己竟然记不清了。
还记得，那时候我参加过许多学术讨论会。与我专业有关的许多学术机构，例如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等，经常要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并发表意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多次以“汪道涵”名义举行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讨会，我也应邀去参加了好几次。我经常被聘给社科院有关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博士生评阅论文，有时还参加这些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有不少单位让我去给他们举办的学习班作专题报告。有些报刊杂志也向我约稿，给它们提供文章，如《教学与研究》、《国际共运》、《百科知识》、《法制日报》、《中国法制报》等等。还记得1996年的一天，山东《大众日报》编辑部突然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要我写一篇关于车臣问题的稿件，然后通过电话，一字一句地念给他们听，由他们记录下来并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很新奇，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后来，这位编辑调到北京，参加创办一份《中华时报》，他又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稿，并给我发表了六七篇文章。不过这已经是我退休以后的事了，而且这份报纸不久也停办了。
从事学术研究的体会
我长期从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学术研究，胸怀探索精神。我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潜心研究，“上下求索”，追求真理。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和体会，下面简单地谈三点体会。
一是广泛收集和积累资料。一开始，我就十分注意阅读国内的各种报刊杂志，看到有关的材料便摘录下来，或者加以复印，然后剪贴起来。我把这些材料或按时间顺序，或按专题分类，装订成册保存起来，并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以便随时查阅。至今，我的书架上有两百多本这样的剪报复印材料。从1997年5月开始，我学会了使用电脑，不久开始上网浏览和下载有关材料，然后按时间顺序整理，把它们存放在电脑里。我一般每天上网2至3次，搜集并下载有关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材料。经过多年的积累，我电脑里积存的材料已经相当丰富。我发现，通过电脑来存放材料很好，可以利用电脑的搜索功能，很快查到所需要的材料。而且，用电脑写作比较方便，无论文章修改多少次，都不必像手写的文章那样重新抄录。文章写成后，还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发送出去，既方便又快速。总之，我认为掌握材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材料就只能说些空话。
二是关注现实问题，潜心进行研究。我写文章，除了外面的约稿外，自己经常考虑现实问题，琢磨在当前形势下应该研究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也就是说，我写文章的选题讲究现实意义，同时进行深入思考，潜心研究和仔细琢磨。我写文章时，都是先广泛阅读材料，确定选题，然后思考和琢磨，形成一个初步的提纲。接着，我把有关材料分门别类地纳入提纲的各个部分，再开始一步一步地撰写文章。在撰写的过程中，可以对提纲进行调整和修改。文章完成初稿后，我要反复推敲，精炼压缩，多次修改补充，才最后定稿。我写文章与一些记者的风格不同，讲究有根有据，不能只凭记忆和印象，引用材料都要注明出处。我还注意生活规律和劳逸结合，即使情况紧急，我也从不熬夜“开夜车”，以免搞得精疲力竭，得不偿失。
三是全面分析问题，力避片面性。我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反对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对过去的事件简单地作出结论，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我认为，不能用现代人的认识水平去苛求前人。我主张实事求是，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分析问题，既要指出苏联过去的严重弊病，也要肯定其取得的重大成绩，不能搞“一刀切”。我对苏联的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乃至戈尔巴乔夫时期，都力求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研究。当然，每个时期的问题有重有轻，成绩也有大有小，但无论如何不能片面地做出“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结论。在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上，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存在不同的观点乃至学派。我坚持独立思考，决不盲目追随他人。
以上是我从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个人体会，似乎很难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但我认为，这些体会决非一无是处。
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和感受。1980年五六月份，我们国家再次进行工资调整。当时规定，教工提升工资级别必须通过群众评议，这就导致议论纷纷，究竟谁提谁不提，大家各有各的意见，很难统一。尤其是，像我这样1977年刚提了一级工资的教工，这次还能不能再提一级？这几乎成为一个难题。最后，问题终于解决，我的工资又提了一级，达到每月78元。我再次感到高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其实，此事还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即使1977年已经提了一级工资，但我们这些人同那些每月工资一百多元的教工比较起来，仍然属于最低工资阶层。这些情况也说明，当年知识分子要提高一点工资，哪怕只是每月增加几元钱，那是多么难呀！好在以后几年，我们的工资在不断地提高。记得到1990年前后，我的月工资已经超过100元。即使这样，我的工资仍比那些从军队带薪来学习的硕士研究生要少。后来，教工的工资收入又不断提升，学校开始给指导研究生的教师以一定的报酬，教师上课也另给报酬，不过每小时只有8元钱。这里必须提到，从1993年10月开始，我荣获“政府特殊津贴”，每月得到100元，这在当时比较可观（从2009年开始，此项津贴增加到每月600元）。应该说，“政府特殊津贴”是一般教师难以得到的，即使是教授，也必须是1993年以前成为教授的人才能获得。到我1999年2月退休时，我每月的工资收入已经达到一千二百多元。此外，我还有稿费等额外收入，数额也并不少。总之，我的工资收入比过去增加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