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有条件给无锡老家寄钱了。可是，我刚开始寄钱不久，父亲突然在1986年3月5日去世了，这真是太遗憾了。在父亲生活十分困难的时候，我因为工资低、孩子小、负担重而无法寄钱给他。而在我增加了工资收入并有条件给父亲寄钱的时候，父亲却去世了。这件事，长期以来成为我的一个“心病”。父亲去世以后，我逢年过节都给无锡老家寄钱，因为我继母还在，而且体弱多病。我同时也给雪堰桥的姨妈寄钱，因为我始终牢记着她的恩情。不过，我给她们寄的钱数并不多，也就是每年的春节、国庆和五一各寄二三百元，借以了却自己的心愿。我姨妈在2001年3月去世，享年94岁。随后，我继母也在2002年去世了，享年九十多岁。
在我工资收入增加的同时，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也逐步得到改善。我家几经周折（具体过程这里不谈），终于住进楼房，搬到新盖的林园12楼六层的一个三居室居住。里面有厨房和厕所，比较方便。家里第一次购买了冰箱和彩电，这些贵重商品那时候要一千多元一件。虽然居室的楼层很高，而且没有电梯，但我并不在乎，觉得每天正好可以借助上下楼梯锻炼身体。当时，学校本来还是“福利分房”，但后勤部门提出一些理由，还是让我交了5000元钱。人民大学的校园也改变了模样，许多平房已经拆除，一栋栋大楼矗立起来，仅教工宿舍楼就盖了好几栋。目前，人民大学又盖起了新图书馆楼，新盖国学楼也即将完工。校园里到处绿树成荫，还开辟了几个小花园，让教工们闲暇时能在这里活动、休息和聊天。为解决教工们的购物困难，学校还另设便民市场，允许一些商贩在校内经营。总之，人民大学整个教学研究和生活的条件都得到很大的改善。
就我个人生活来说，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原来的妻子得癌症去世了，我的女儿也取得奖学金去美国继续上学深造了。这两件事就在同一时间发生，那就是1996年的1月。当时，我的心情不好，陷入“妻离子散”的困境。但随后不久，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马淑萍。她比我年轻，对我很好，能关心体贴我，也很贤慧。在我内心深处，我就是想要改变过去多年的生活状况，迫切希望有个人能在晚年时期关心和照顾自己。所以，征得她的同意，我们就登记结婚了。她有三个孩子，都已成年，长女叫李杰，下面是两个儿子，大的叫李敏，小的叫李勇，他们对我都很好，能够尊重我。李杰、李敏和李勇经常回家来看望我们，并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自和现在的妻子马淑萍结婚以后，我不必再去为买菜、做饭、洗衣服、搞卫生等具体事务操劳和忙碌，可以一门心思投入学术研究，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我已年老，今后要靠着他们，他们肯定是靠得住的。
2002年5月18日，在北京重庆饭店留影
（左起：大儿子李敏、大儿媳杨秀丽、老伴马淑萍、小儿媳张雪琴、小儿子李勇、王正泉）
接受反聘，继续指导硕士研究生
1999年2月，我退休了。从我退休至今，已经12年多了。回想起来，我觉得退休以后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因为专心于研究教学，所以我觉得生活也特别充实。如今，我还是每天搜集有关材料，利用早晨、下午甚至晚间时光上各大网络媒体下载时事文章，以保持学术研究的时效性。下面分两个方面谈谈我退休以后的生活。
教学与研究实际上是我退休以后的主要方面，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然放在这个方面，这可以说是我生活的最大乐趣。
接受反聘，继续指导硕士研究生
我退休时，还有两个我已经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尚未完成学业，所以我们研究所让我接受反聘，继续指导这两个学生直到毕业。2000年，我们研究所与学校国际政治系合并成立国际关系学院。这一年，所在单位又让我招收一个硕士研究生。这样，我的反聘实际上延长到2003年才结束。两年以后的2005年，所在单位再次让我招收一名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直到2007年毕业。此后，虽然单位说我还可以继续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但我不想这么做了，因为现在的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很困难，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实在太费劲。所以，我从此彻底结束了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教学工作。算起来，我退休以后培养毕业的学生先后有五个，他们是崔继新、宫宏蕾、靳一、刘军和房思哲。这五个学生都很不错，不仅能尊重和关心我，而且毕业后都事业有成。
我在退休前后的20年间，总共招收和培养了21个硕士研究生，他们对我都很好。每年3月1日我生日的这一天，学生们都会借此聚会，向我表示祝贺。我的生日聚会，最早是徐之明发起和举办的。徐之明是我第一个学生，他在1995年我60周岁时，到我家来，祝贺我的生日。后来，他每年都组织并举办我的生日聚会，分别约请我的学生，能来的都来，大家一起吃一顿饭。再后来，桂从友、高同星、邵风高、张雄、崔继新等人接过徐之明的班，先后组织举办过我的生日聚会。当然，每年来的学生并不固定，有时多，有时少。记得2010年3月1日桂从友组织举办的那次生日聚会，来的人很多，加上个别家属，有近20人。那天我正好75周岁，大家一面向我表示祝贺，一面相互交谈，交流情况，非常热闹。我见那么多学生都来了，心里特别高兴，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这次生日聚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总之，我和学生们的关系很好，感情深厚。有的学生身在国外，但他们有机会回国时，都会来看我。周楠就是这样，她几次从美国回来，每次都专程来我家看望我。张红也在美国，她虽然没有机会回国，但每年春节都会给我发电子邮件表示问候。十多年未见面的李红兵，2010年回国时也专程到我家来看望过我。
依然从事学术研究
虽然我已经退休，但学术研究仍在继续。可以说，我的学术研究在退休后甚至进入更高的境界。前面提到，我从1980年到1999年2月退休的近20年间，总共发表一百余篇文章。而我在退休以后的12年间，却发表了三百余篇文章，比过去多得多。除此之外，我还参加撰写好几本著作的若干章节。在退休以后的前七八年，我依然频繁地应邀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参加各有关单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还接受某些报刊的邀请，参加专家学者座谈会以及为他们提供稿件，等等。例如，我在2000年至2006年间，在北京市办的“千龙网”国际频道发表了一百余篇评论文章。事情的缘起是，我的学生刘军曾在“千龙网”国际频道兼职工作过，认识那里的一位编辑，名叫王宏波。有一次，她把我的一篇文章推荐给他，他决定在网上发表。从此以后，他们主动让我提供文章，写什么内容由我自己决定，他们认可了就在网上发表。尽管负责此事的编辑几度更换，但该网站连续几年一直在发表我的评论文章，直到2006年年底。我查阅过该网站国际频道点击率的排行榜，发现我的文章的点击率一般是排行第二、第三，有时降为第五、第六，有好多次则升为第一，被点击1万多次，有一篇文章甚至被点击20626次。后来，该网站显得不太景气，点击率下降，我也不给他们写稿了。不久，该网站的国际频道不知何故干脆被关闭了。2006年8月，《百年潮》杂志编辑部突然打电话找我，说要发表我在内部刊物上刊载的一篇文章，题为《俄罗斯围绕列宁墓去留展开的争论》，我当然同意。随后几年，该杂志又连续发表我8篇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受到读者欣赏，还被其他一些报刊转载，如《下台后的戈尔巴乔夫》、《普京的“克格勃情结”》、《普京遭遇的八次暗杀阴谋》、《斯大林女儿的曲折人生》等。后来，《法制日报》又要我给他们提供稿件。其实，该报在1988年和1989年曾发表过我5篇小文章。从2009年起，该报又开始发表我的文章，但一年也就是三四篇，到目前为止共11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