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3日，哥哥王玉泉、嫂嫂余惠德 摄于上海
我的同父异母妹妹叫王亚仙，出生于1952年12月17日，比我小十七八岁，她出生时我已经离开家参加工作。后来，父亲把王典桥的房产转让给了王春耕家，得到一些补贴，自己便在一里多路外的地方盖了一所茅屋。那个地方叫“草屋里”，也就是我堂叔阿大、保大和三大居住的地方。我父亲盖茅屋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屋里屋外的墙都是用自己做的土坯垒起来的，上面的屋梁是用毛竹架的，再在上面铺上稻草挡风雨。这样的茅屋肯定不结实，所以几年以后，这个茅屋又进行加固改造，土坯墙改砖墙。王亚仙小时候只上过小学，连初中都没上。父亲的意思是，让她在家种地吧，反正两个儿子已经出去了，家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行。后来，王亚仙成年后同远处一个村子的复员军人朱小龙结婚，他们就住在我们家里，照顾两位老人生活。在我们农村，这就是所谓“招女婿”。我父亲去世后，朱小龙和王亚仙又对茅屋进行了改造，甚至用上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把它改造成为一个两层小楼。他们膝下有两个女儿，现在都已经自立，也都住在老家附近。
我的兄弟姐妹
这里再说说父亲的教育思想。父亲青壮年时脾气暴躁，对孩子很严厉，有时还动手打家里人。作为孩子，我们从来不敢违背和顶撞父亲，一般都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每当有客人在我家吃饭，我们孩子一般都不上饭桌，有时即使被叫上了饭桌，也不敢伸手夹菜，只是等着大人给自己夹菜。但是，我的“严父”很重视培养孩子，积极鼓励孩子上学。那时候，家乡当地的农民一般只让孩子上小学和初中，不愿让孩子继续深造，以防孩子文化水平高了，离开老家，走向他方，家里无人传宗接代。有的人家甚至在男孩子十六七岁时就弄一个小媳妇到家里，让他们早早结婚生子，以防发生其他变故。我父亲可不一样，他在上海工作多年，见识面广，深知没有文化只能干体力活，很苦很累，而文化水平高了，可以“坐办公室”，不苦不累，工资还高。所以，父亲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脑力劳动者，让孩子继续上学深造。父亲的这种思想境界，对我们孩子起了很大的影响。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后来有幸考上大学，这与我父亲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我是王典桥（也许还是附近几个村子）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首都北京的大学生。198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无锡名人辞典》把我列为当代在外地工作的两千个无锡籍专家学者之一（见第775页王正泉简介）。1996年南海出版公司编印的《无锡名人辞典》又把我编入1.2万个无锡籍专家学者之列（见第59页王正泉简介）。
中小学校的普通学生
我出生在繁华的都市上海，具体地址就在杨浦区，靠近提篮桥，但我3岁以后就回到简单朴实的农村老家。我的童年遭遇许多苦难，在此期间也有欢乐。我的小学生活很一般，没有什么突出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值得回忆的片断。
童年的苦难与欢乐
我年幼时，遭遇过许多苦难。最大的苦难是我4岁丧母，失去母爱。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还有，我年幼时得过淋巴炎，左面脖子上发炎，烂了一大块，经久不愈。当时农村医疗条件很差，我得淋巴炎根本没去找医生看，几个月以后，那个地方自然愈合，成了一个大疤。我长大以后，脖子始终有点向右歪，被人笑话。这个大疤一直陪伴我身，至今犹在。此外，我年幼时种“牛痘”预防出天花，结果种的“牛痘”烂了起来，左上胳膊留下一个大疤。特别是，我小时候还得过疟疾，每三天发高烧一次，浑身发抖，只得盖上被子，卧床休息两个小时。这个病一直延续了一年左右，后来也是自然痊愈的。这个病在我们农村叫“三日头”，现在要医治其实很简单，有特效药，但当时我们农村从不把这个“三日头”看作疾病，得这种病的人比较多，但谁也不去治，让它自然痊愈。我记得，邠泉和玉泉两位哥哥也得过这种病。我还记得，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几乎每年冬天双脚都生冻疮，因为没有穿棉鞋，结果两个脚后跟都红肿起来，走路都痛，到春天才得以消肿。不过这也不足为奇，我们村子里的许多孩子每年冬天都会生这样的冻疮。
我老家比较贫穷，因为孩子多，负担重，平时生活都省吃俭用，很少能吃到肉和鱼。我清楚地记得，我在胡埭镇上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在街上买了一根油条，当时吃得很高兴，觉得味道好极了，这说明我11岁以前还从未吃到过油条。但在村子里，我们家还不是最贫穷的，最穷的人往往是给别人做“长工”的。我家里有八九亩地，大部分是水田，可以种稻子，出产大米和小麦。由于我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工作，老家的田地没有劳动力耕种，所以出租给了别人。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时，我家被划为“小土地出租户”。实际上，我们家相当于下中农，还不够中农水平。
我小时候也有快乐的事情。
一是去抓青蛙。把一根硬铁丝分成几个叉，绑在一根竹竿头上。我有空就拿着这个工具去河边巡逻，看到有青蛙，就把青蛙叉住，放进随身携带的包里。每次出行，如果叉到几只青蛙，就可以带回家做菜吃，改善生活。有一次，我竟然用这个叉子在河里叉到一条不大不小的黑鱼，我十分高兴，拿回家炖着吃了。当时，我抓青蛙要沿着河岸到处走，仔细巡逻观察。我知道，是家旦村北面的河岸青蛙多，但是不大敢去，因为那里有一个“孤坟坛”。这个“孤坟坛”过去埋有许多棺材和尸骨，一到晚上（尤其是夏天的夜里）都会出现“鬼火”（就是磷火），这对小孩来说简直是恐怖之极。所以，即使白天我也很少去那里。
二是学游泳。王典桥的东面和南面都有河道，在东南方向汇合，形成一个较大的水面。我小时候，每到夏天，就和同村的男孩子们一起去学游泳。那时候，孩子们下水都是光着身子，一丝不挂，把衣服放在岸上，根本没有“游泳衣”一说。我好久好久没能学会游泳技术，只能在浅水的地方玩。后来有一次，我突然掉进旁边的深水处，吓得连忙呼救，自己七手八脚地乱划一通。附近的大孩子赶忙来救我，等他们来到近处，我突然一下子冲到了浅水处。来救我的大孩子说：“原来你会游！”我定下心来，仔细捉摸一下，终于开了窍，悟出了游泳的技巧。从此以后，我就变得会游泳了。不过，当时我们的游泳都是“狗爬式”，姿势都不标准，反正掉在深水里淹不死就行。后来，我经常用侧游的姿势游泳。
三是跳绳。村里的孩子喜欢一起跳绳，用一根粗草绳子，两头有人举着荡起来，几个孩子在中间一上一下地跳，这也很有乐趣。还有就是“踢毽子”，我也会踢，也喜欢踢。毽子是自己用铜钱和鸡毛做成的，当时铜钱有的是，鸡毛在农村也很容易找到，谁家杀鸡就有鸡毛，没人杀鸡还可以抓一只活鸡来拔它的毛。
我童年时期最欢乐的事，就是和玉泉哥等去雪堰桥姨妈家做客。从王典桥到雪堰桥，要走7里路，沿途有不少村子，我们边走边玩。姨妈家在雪堰桥东街，西街和东街之间是一条大河，河的上面由一座一级一级的大石板桥连接起来。我们每次去，姨妈都准备了好菜好饭款待我们。我们还可以到街上去玩，东看看，西望望，很有意思。有时，姨妈还托人免票把我们带进镇上的一个剧院看戏。那时候舞台上演的戏，大都是所谓“滩簧”，也就是无锡的地方戏“锡剧”，其中的说白和唱腔，具有浓厚的无锡地方色彩，颇受当地群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