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师范学校的学习与生活
初中毕业后，我想继续求学，上高中。我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于是，我先后报考了三个学校。先是和立人中学的一些同学一起报考了无锡师范学校，这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当小学教师。那时候，能当小学教师已经很不错了。我在岸前小学读初小时，就羡慕当时的小学老师，认为当老师很好。与此同时，我父亲又鼓励我去上海报考高中。我一个人坐火车到上海，又坐人力三轮车到江苏路，和父亲一起住在舅父开的“大陆鞋店”里。这是我十年多来第一次到上海，而且是第一次坐火车和人力三轮车。在上海，我先是报考了比较有名的复旦中学，但是感觉数学考得不太好。于是，我又报考了附近的一个中学，这个中学的名称现在已经记不清了。然后我就焦急地等着结果，等着等着，消息就来了。我的运气真好，这三个学校我都考上了，其中包括无锡师范学校。当年立人中学有许多同学报考了这个学校，结果只正式录取了7人，有些同学初中学习时的成绩比我好，反倒没有考上，或者只考上个候补生。
接着下来的问题是，这考上的三个学校，我究竟去哪里呢？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在上海上学，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在上海读高中，要缴不菲的学费，加上生活费用，家庭负担会很重。如果我去无锡师范学校，根据当时的规定，不但不用缴学费，而且每个学生都有助学金，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发全部伙食费（每月相当于4斗大米），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发一半伙食费（每月相当于2斗大米）。所以，上这个学校可以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而且，我上这个学校可以和许多初中老同学在一起，大家比较熟悉，可以相互照顾。最后，父亲也同意我去无锡师范学校上学，并给了我一些生活费用。于是，我又回到老家，做好上学的准备。
1950年9月，我和赵汉成、吴荣生等初中老同学一起来到无锡师范学校。到校不久，我们几个老同学就去照相馆照了一个集体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至今我还珍藏着它。当时，黄丽英同学也考入了该校，但不知何故她没有参加这次照相。
1950年，立人中学初中毕业生考入无锡师范学校的八个同学刚入校时合影。
前排左起：钮铁平、吴荣生、杨汉民、姚仲敏；后排左起：王新一、姚希圣、赵汉成、王正泉
这个学校所在的无锡市，是一个较为发达的中等城市，比较繁华，街道很多，商店也很多，还有一个火车站，可以坐火车直达上海和北京。无锡市临近太湖，这里风景优美，景点很多，是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我从农村来到无锡市，见识了许多新的景象，增长了许多知识。例如我头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突然发现墙上有很亮很亮的光线照进来，但“窗户”又很小很小，心里便产生疑问。后来才弄明白，那不是窗户，而是墙上安装的日光灯，因此自己笑自己真是太土了。总之，我到了无锡师范学校以后，觉得心胸开阔多了，见识面也宽广多了。但是，我的家庭毕竟比较贫穷，无法像有些同学那样，随便上街买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立人中学来的同学回家，为了节省一块钱左右的轮船费，就徒步行走，从无锡市到胡埭镇的三十多里路程，我们差不多走了3个多小时。在路上，我们一边剥着购买的花生吃，一边聊天，也蛮有意思。
我在无锡师范学校仅仅学习了一年。当时，全国都已解放，新中国已经成立，学校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我们刚学习了一个学期，吴荣生等老同学便响应党中央号召，经体检合格后，考入军事干部学校，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也和大家一起报考了军事干部学校，可惜体检关没有通过。1950年12月，我在老同学赵汉成的引导和帮助下，加入了青年团，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时候有两件事使我记忆深刻。一是学校多次组织文艺演出，有一次在大礼堂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这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节目。其中，高昂的男声独唱、哀伤的女声独唱以及雄壮的男女声合唱，都深深地感动了同学们，也令我终生难忘。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唱歌很有名，歌声特别洪亮，大家都叫他“黄牛”。二是我努力参加体育锻炼。学校里进行百米赛跑测试时，我跑了15秒，成绩中等。而我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时，却一次能达十五六下，因为我的身子瘦、体重轻。
1951年7月至8月暑假期间，我被学校青年团团工委指派，参加了一个无锡市的“干部培训班”。随后，意想不到的是，我在1951年10月被中共无锡市委组织部调离学校，参加机关工作，从而结束了我在无锡师范学校的学习生涯。
参加工作和报考大学
我是1951年10月参加工作的，这次入大学前的工作先后经历了5年。当时年纪小，活动范围也窄，整个工作过程十分平淡，既没有遇到什么打击和挫折，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许多事情现在已经淡忘了，下面只说一些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
参加革命工作
1951年10月，我奉组织调动，参加机关工作，起先是在无锡市第二区机关工作。二区机关在无锡市的北部，当时叫“周三浜”，在火车站北面，紧靠着铁路线。这里的工厂企业比较多，许多烟囱整天冒着黑烟，空气不太好，而且街道狭窄，黄包车比较多，人员较为复杂，苏北（当地人习惯把江苏省长江以北的地方叫“苏北”，长江以南的地方叫“苏南”）来打工的人比较多。无锡市二区区委和区政府的所在地是在一条东西向的巷子里，坐落在路的南边，是一个坐南朝北的大院子，院内有一座两层办公楼，总共有几十个房间。一进大门是区政府机关，后面是区委机关，中间隔着一个露天的院子。我工作的具体部门是青年团第二区团工委，只有一个办公室，就在一层楼的东边。团工委的书记是许柯，共有四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很年轻的女同志，名字叫汪文淑，她后来嫁给了二区的区委书记徐中孚。我在整个二区机关里是年龄最小的，分派给我的工作是收发文件等具体事务，同时收缴下面青年团组织交来的团费，然后上缴给青年团市委会。我并未参加具体的业务工作，从未到下面的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去了解情况、指导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等。同时，我还从事区委区政府机关内部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例如负责出院子里的黑板报等。
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展开，我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号召和发动的“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后来又参加“批判胡风”运动。详细情况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次开会，领导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大家自动交代有没有贪污浪费行为,但在会上没人承认有贪污行为，只讲了些浪费行为。此外我还记得，区委有个组织科科长，名字叫孙鹤凤，在机关里大家都叫他“老孙”。他是从苏北革命根据地来的“老革命”，文化水平很低，但作风平易近人，对我也很好。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组织上可能要保送我去人民大学，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当然说愿意,但我当时不大相信，觉得自己刚上过高中一年级，怎么可能进大学呢？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有一次我问起老孙上人民大学的事怎么样了，他含糊地说：“以后再看机会吧！”这件事，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但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这是有一天晚上，我发现老孙的儿子（大概十一二岁）在办公室的一个床上睡觉，但屋里始终亮着灯。我想，这不是浪费吗？党中央不是号召反对浪费吗？于是，我第二天就在黑板报上揭发了这件事。结果，这个“老革命”看了黑板报后竟勃然大怒，高声大骂起来，说写黑板报的人没有组织纪律性。幸好，他大骂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我只是隔着屋子听到他在那里大声嚷嚷。后来才知道，他是在骂写黑板报的人。听说区委书记徐中孚为此批评了他，事情也就过去了。对这件事，我当时很不理解，心想我是响应党中央反浪费的号召做好事，为什么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而挨骂？通过这件事情，我开始体会到机关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