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机关工作时，年仅16岁，对停学和工作不太适应，不太习惯。我经常想起在无锡师范学校上课时的情况，怀念那些老同学，不知现在怎么样了。那时，我在机关的待遇是“包干制”，与“供给制”相似，没有工资，每月发9元多钱，比伙食费略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给家里寄钱了。但我实际上也减轻了老家的负担，因为我年纪轻轻就不再上学了，生活能够自立了，不用向父亲要钱了。对于“包干制”待遇，我并不在乎，认为自己是参加革命，要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记得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有一次骑车上街，撞上了一个挑担人的木箱子，这个木箱子掉了一小块木板。结果，我赔了他5角钱。当时，这5角钱相当于我两天的伙食费。我的“包干制”待遇一直维持了4年。直到1955年全国进行工资改革，取消“包干制”后，我才开始领工资。不过，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办事员”，级别很低，是行政23级，工资只有32元，但这种情况并未影响我的工作积极性。反正收入已经提高了，我开始给老家寄钱，每个月给父亲寄10元钱，剩下的钱维持自己生活。
王正泉，摄于1952年8月
参加革命工作
不久，无锡市撤销了下面设置的各个区级机关，我被调到无锡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从1952年9月工作到1955年3月。办公地点好像是叫“东鼓楼”，在无锡市大会堂南边的一座楼里面，楼的前面是一条大马路。我们后面的这个大会堂，里面经常召开干部大会，举行报告会，也举办文娱演出。我记得，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就在这个大会堂里演出过，我在街上看到过那次的演出海报。当时，我的工作仍然是做办公室的杂务，例如收发文件等。整个机关的大领导是一个局级干部，名字叫冯炬，他对我很好，使我印象深刻。我大学毕业后，还跟他有所联系。据说“文化大革命”时，他曾受到重大冲击，被打成“叛徒”，因为他历史上被反动派逮捕过，但后来查无实据，就平反了。1986年3月，我在父亲去世时从北京回老家奔丧，火车到无锡刚好是晚上，回不了乡下老家，我就住在他家，得到他的热情招待，第二天才赶回无锡乡下的老家。直到2006年8月，他已八十多岁，看到我在《百年潮》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列宁墓的文章，突然想方设法打听到我，并和我通电话，相互问好并交流情况。这说明他还记着我，而且始终在关心我。我和机关里的同事关系良好。记得有一次，我父亲来机关看我，顺便拿了一大篮子桃子。桃子是我老家自留地种的桃树结的，当时正好桃子成熟。结果，我刚和父亲说了几句话，把父亲送走，回来一看，一大篮子桃子就被三四个同事吃了，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满口称好，剩下的桃子已经寥寥无几。还记得，当时我参加机关内部的各种活动。有一次机关组织乒乓球比赛，我竟然得了个冠军。其实，我打乒乓球的水平并不高，只会推挡，不怎么会“杀球”，但我推挡时往往能把乒乓球推到对方意想不到的边角，使对方措手不及，接不起来。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我开始自学俄文。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因脑溢血去世，引起世界轰动。当时，中苏关系很好，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国家，斯大林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国际影响极大，所以，我们国家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那几天，我天天听广播，关心这件大事，心里很沉痛。从此开始，我十分关心苏联问题，而且开始自学俄语。恰好，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一个活动，即通过广播电台，定期向国内有兴趣的听众教授俄语。我就是这个“广播俄语”的热情听众和忠实学生，在业余时间跟着广播电台学习俄语，从字母发音开始，背单词，学语法，练习看俄文材料。我坚持不断，连续三年听这个“广播俄语”，直到考上大学。结果，我到人民大学以后，由于之前已经学过俄语，便成为“俄语高级班”的学生，而当时大多数同学是在“俄语初级班”，分到“俄语中级班”的同学也不多。
王正泉，摄于1953年7月
1955年3月，无锡市政府又进行机构调整，我所在的单位改名为无锡市人民委员会财粮贸办公室，办公地点也搬到更南面一些的市政府大院。这个大院很大，有好几个市级部门在这里办公，里面既有楼房，也有平房，还有一个大操场。我们单位被安排在一处平房里，占用三四间比较大的房间，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56年8月。我的工作仍然是做办公室的杂务，收发文件等等。同时，我也参与机关内部的社会工作，例如担任青年团组织的支部书记。我始终努力工作，积极向上，紧紧靠拢党组织，经常向党组织汇报团支部的情况和自己的思想状态，并提出了申请入党的要求。实际上我是党组织的培养对象，曾被安排在党员大会上发言，并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入党要求。党组织还派人去我家乡调查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这是我回老家时才听说的。1956年10月，在我进入人民大学学习以后，无锡市的党组织终于批准我入党，并把组织关系转到了人民大学。
在市府大院工作时，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年轻干部，只比我大几岁，名字叫邹键，级别是“科员”。他对我也比较好，很少挑剔批评我。从这时候开始，我开始复习功课，打算离职报考大学。那时我表妹已经高中毕业，我便把她的高中地理、历史、语文等教材借过来，慢慢阅读。我本来性格内向，在机关里一向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但这时候突然“异想天开”起来。我当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停学参加工作是太早了一点，应该继续上大学深造才对。同时内心深处也在思考，我这么多年的工作都是干办公室的杂务，不涉及具体业务，没有真正的业务能力，我对此心有不甘。不过，我不敢公开说要报考大学，怕引起领导的不满。因为前一年，我们单位有个年轻人公开说准备报考大学，我们团支部还在组织生活会上批评了他，说他“不安心工作”，“个人主义严重”，使他备感孤立。然而，他还是在1955年考上了大学，去了东北人民大学。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因此，我吸取他的教训，复习功课是偷偷地进行的，生怕遭到别人批评，说我“不安心工作”，是“个人主义”。
参加革命工作
我每天晚上回到宿舍，看各种各样的书籍，而且经常躺在床上看书，时间久了眼睛出了问题。有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我发现银幕上的字有些模糊，当时还以为是电影片子有问题，质量不高。后来到医务室一检查，才知道我的眼睛近视了，已经达到300度。于是，我不得不配上了眼镜，但开始时自己还不好意思戴，所以时戴时不戴。那时候，我虽然很瘦弱，但体质尚好，平时不怎么生病。但是有一次，我突然得了急性胃炎。那是我和同事在外面游玩，在一个饭店里吃饭，我吃了一份猪肝盖浇饭，回来以后就胃疼得厉害，晚上去医务室看急诊，医生给我打了止痛针。后来几天，我又多次出现胃疼症状，几次去医务室找医生，医生竟说我这是“老病”了，吓了我一跳，心里很紧张。好在过了一些日子，我没有再出现胃疼症状，没有成为一个老胃病患者。看来，在外面饭店吃饭真的要小心一点。
正在我偷偷复习功课的时候，党中央在1956年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国内各大报刊和社会舆论也大力鼓励各行各业有条件的青年去报考大学。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大学要扩大招生，而高中毕业生却为数较少，甚至少于全国高等院校的招生数额，因此必须动员各界青年来报考大学。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可以说是“正中下怀”。特别是，当时的高考不像现在，文科考生是免考数学的，这对我也是特别有利，因为我的学历只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文科的功课比较好补习，唯独数学很难补习。于是，我公开表示要报考大学，每天晚上还去一个补习班听课，补习班的收费并不多，自己完全能够应付。我的这些愿望和实际行动，当时都得到了领导的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