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考大学
1956年夏天，在我21周岁的时候，我报名参加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起初，我想报考北京大学的语言文学系，而且填写了这个志愿。多年来，我一直喜欢文学，读过不少国内著名作家例如曹禺、郭沫若的著作和文章，尤其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和《屈原》等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报刊上介绍的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倾向，我也颇为关注，因此对文艺理论也有兴趣。所以，我向往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系。然而，在高考之前，突然得知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提前考试。为了多一次机会，我便决定先报考人民大学。于是，我和同单位的胡纬之一起报了名，并去南京参加考试，考试那几天都住在胡纬之在南京的老家。结果很快出来，《江苏日报》刊登了人民大学南京考区的录取名单，在一千多名考生中，总共录取了一百三十多人，很幸运，我们两人都被列在这个录取名单之中。但是我对自己原来的志愿还不死心，仍然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后来才知道，人民大学已经录取的考生，统考不再考虑，甚至连考卷也不再批阅了。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心一意到人民大学去学习吧！
这里顺便说说我开始交女朋友的事。我从小性格内向，胆怯而腼腆，在大人面前不敢说话，也不敢独自去别人家去串门和走亲戚。在立人中学读初中二三年级时，有的同学已经开始追逐女生，交女朋友，但我情窦未开，根本没有这种想法。虽然我本能地觉得，有一个姓虞的同班女生长得很美，被称为“校花”，但自己从来不好意思去跟她说话。在我参加机关工作的前几年，情况依然如故，我没有交女朋友。到1955年，在我20周岁的时候，家乡有个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女性，彼此通了几次信，而且见了面，但后来没有再联系。我觉得她并不太招人喜欢。我父亲知道此事后，给我提及老家邻居一个亲戚的女儿，并说邻居已和双方大人说好了，让我跟她见见面。这个女孩小时候我见过，长得比较漂亮，能够引人喜欢。但我当时正一门心思复习功课，要报考大学，不愿考虑恋爱婚姻问题，所以拒绝了父亲的建议。即使我后来上了大学，也是专心致志学习，并未考虑找女朋友的事情。
言归正传，我接着说报考大学的事情。在报考人民大学时，我填的志愿是历史系的马列主义基础专业，也就是国际共运史专业。当时，我对历史专业也比较喜爱，经常翻阅历史书籍，看各种历史小说，例如《薛仁贵征东》等。在填写报考志愿时，我在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两个专业中没有选择中国革命史专业，而是选择了马列主义基础专业。这是因为，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当时，我们国内也批判个人崇拜，理论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向非常关注，我们单位内部也组织学习了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所以，我和胡纬之一样，都选择了马列主义基础这个专业。这里顺便说一下，这次人民大学招生考试，其中恰好有一道试题是：“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由于在单位经过学习，所以我和胡纬之都能作出较好的回答。胡纬之和我关系良好，两人在同一单位工作多年，而且是同一团支部的成员。胡纬之聪明能干，业务能力和活动能力远比我强。我们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在报考人民大学和选择专业方面尤其如此。可惜，到人民大学以后，我们分开了，不在同一个班，两人的处境和机遇也就有所不同。他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大概是被分配到西北地区宁夏的一个大学担任教学工作了。过了一些年，他才调到天津市的一个党校工作，那时，他有一次出差到北京，还专门到人民大学来看我，到过我家。
在人民大学四年的学习和活动
1956年8月底，我从江苏无锡来到北京，到人民大学报到，当时坐火车坐了一昼夜。我一到北京，就觉得天气非常凉爽，明显不同于南方。这之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大学第一年的学习与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建国后创办的一所新型文科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我们党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所以，人民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当时的校长是革命元老吴玉章。学校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律、新闻、档案以及财政、计划统计、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十多个系，招收的学生都是“调干生”，也就是有几年工作经历的年轻人。我所在的历史系及其下设的两个专业，是1956年才新设置并招生的，招收的学生既有“调干生”（一般已工作四五年），也有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我所在的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当年共招收360名学生，分成12个班，每个班30人，我被分在第七班，简称“马七班”。当时的学制定为5年，后来改为4年。不久，我们这个专业独立成为马列主义基础系。我记得，当时人民大学的地位相当高，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建的第一所大学，所以在10月1日天安门举行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中，人民大学的师生打着红旗走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前面。
1956年我们报到入学时，人民大学尚处于建校初期，并无统一集中的大学校园，校舍比较分散，各个系分别安排在几个地方。当时的人民大学有三处地方，一处在西郊（西直门外），这是人民大学的本部；一处在北京城内东四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一号，我们称之为“铁一号”；一处在北京城内东四十二条的海运仓，这里过去是清朝漕运物资的仓库。我们历史系被安排在海运仓，新闻系和档案系也在这里。这里的校园并不大，都是旧房子，我们系的学生住在“西大楼”，这个楼有上下两层，“马七班”的男生住在楼下，女生住在楼上。我记得，我和周兴健、郑邦兴3人和“马九班”的郭用宪、宋锡昌2人被分配合住在一个屋子里。我们五个人关系融洽，有说有笑，打成一片，胜过同班同学。当时我们戏称宋锡昌为“老棉花”。我们宿舍并不大，五个人只有三个床位，其中两个床位是双层床。我身材较瘦，上下床比较方便，所以就睡在一个双层床的上铺。一到冬天，楼道里点燃了烧煤取暖的大炉子，每个屋子都很暖和，使我这个从南方来的人首次享受到冬天取暖的滋味。我们在这个屋子住了一年时间，屋里五个同学毕业后的前途不尽相同。我留校做教学工作；周兴健留在校部，后来担任校党委副书记，最后又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党委书记；郭用宪起先也留校工作，后来到北京大学工作，最后成为深圳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宋锡昌毕业后分配到青岛一个大学当老师。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我们马列主义基础专业的学生中，调干生很多，党团员也很多，只有个别人是非党团员群众。每个班都成立党支部和团支部，书记一开始都是由上级指定和任命的。党支部是全班的领导核心，负责领导全班的政治、思想、学习乃至生活管理。“马七班”的党支部书记是杨增和，来自河南，我们都叫他“老杨”。老杨工作时间比较长，领导能力很强，作风也平易近人，我们全班同学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领导。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一开始是朱惠芬，这是个女同学，来自上海，我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不久，我在原单位的入党申请得到批准，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人民大学，于是，我被任命为团支部书记。然而，我的领导能力不强，工作做得不到家，特别是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团支部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但我记得，自己的工作还是努力的，事事都向党支部请示汇报，按照党支部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当时，我还经常去向本系团总支书记顾群汇报本班团支部的情况。顾群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待人热情和蔼，她住在我们宿舍的楼上，就在我们班女同学宿舍的旁边。大概一年以后，我的团支部书记由来自江苏省苏州市的调干生谢自成所取代。谢自成大学毕业后一度留校任教，但很快就转到苏州大学教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