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前和弟弟哲民合影。当时我18岁；弟弟12岁，小学刚毕业（1964年暑假）
弟弟小时候虽然身体较弱，但没什么大毛病。刚上中学时就赶上“招飞”，他竟在成百上千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一路绿灯地通过了几乎全部体检项目。若不是“文革”的到来，他也许早就是空军飞行员了。
弟弟上初二时赶上了“文革”，父亲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弟弟的性格已经磨练得刚强了起来。两年后（1968年）下乡插队时，他无论如何不让家里人送，一个人扛着行李抬腿就走。以后几年的插队生活，每次离家都是如此，不管生活多苦多累多烦，他从不掉一滴眼泪。
弟弟插队的地方属于农牧区，以种粮食为主，但产量很低，当地老乡都是“糠菜半年粮”，何况他们这些“知青”？弟弟后来告诉我，有时他三四天只有两根玉米充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向母亲求援。一次母亲接到的电报只有6个字“钱钱钱快快快”，那时他已一天多没有吃上饭了。
参加工作后，他先在华北电业管理局保定工区干电力安装，曾先后在天津大港电厂和北京“东炼”（东方红炼油厂）的工地施工。后来调到广安门外的“二热”（北京第二热电厂），在“热工自动化”班先当工人，后来当了班长。
弟弟性格开朗、幽默，我听他说过不少工作和生活中的趣事。记得有一次他说在东炼干工程时，东炼有个120米高的“火炬”，是用来燃烧炼油尾气的，如果不点火，外行人都会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大烟囱。“火炬”从下到上是一道直上直下的铁梯子，但从未有人敢爬上去过。
一次他们几个工友开玩笑打赌，说谁敢顺着梯子爬上“火炬”就请谁吃饭。几个小伙子正闹得欢，不料一旁“观战”的一位女孩搭了腔，说了一句：你们说话可别不算数。言罢，“噌噌噌”地几分钟就登上了“火炬”最高处，把一帮秃小子看得目瞪口呆。
我问：那以后呢？弟弟说：那女孩好像上了瘾，后来早晨晚上没事她就爬一趟。我这才明白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
弟弟是在“二热”入的党。他对技术也非常钻研，跟着老师傅干时就学得很快，除本专业之外，高低压电工、钳工、焊工等技术工种样样拿得起来。后来自己也成了老师傅，对技术更是精益求精。几年下来，热电厂锅炉自动化这方面被他摸得“门儿清”。往往一个故障出现，别人琢磨半天还弄不明白，他去了“三下五除二”就能解决问题，所以很早就晋升为技师。
有一年冬天临近元旦放假，他下班后和几个哥们儿在外面喝酒，忽然接到厂领导的电话，说有一台锅炉的自动保护死活“投”不上去，几个厂领导都在现场“督战”也解决不了，让他马上回厂。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回到厂里时醉得都有些站不稳了，但一到现场就马上清醒了过来。他简单问明情况后，便命令合上某个断路器，然后用一把尖嘴钳在保护电路的接点上快速碰了一下，“啪”地一个电火花爆了出来，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但保护系统却马上就正常运行了。
于是，他们厂就流行一句话，就是在揶揄人时常说：金师傅喝醉了都比你明白！
担任班长的十几年里，他更是经常半夜三更被一个电话从床上“薅”（hāo）起来赶到厂里去处理紧急情况。
我的弟弟
近年来，发电技术有很多突破，尤其是电脑在自动化方面的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这样一来，老工人对新设备就很难适应，新进厂的大学生又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多欠缺。弟弟刻苦钻研，很快就成为了既明白原理又能实际操作、解决现场问题的技术能手。
由于他技术精湛，为人正直，管理有方，因此一连数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直到退休时，他的大幅照片还挂在“二热”的橱窗里。
母亲生病后，弟弟主动承担了照顾母亲的大部分事情，尽管有保姆在，但他无论寒暑，每天至少回母亲那里照看一次。遇到天气不好总会给我打电话，叮嘱我：妈那儿没事，今天路不好走，老哥你就不用去了。
我的妻子
妻子葛金凤属猪，1948年1月4日生于辽宁省锦西县（现在的葫芦岛市），兄弟姐妹共6人，她是3个女孩中最大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避免被饿死，父母把她过继给北京无儿无女的二姨，也就是后来我的岳母。
岳母住北京佟麟阁路（“文革”中称“四新路”）南口路西，新华社西门对面的一个四合院的北房里。
妻子在“文革”中也难逃上山下乡的命运，但由于生父母和养父母都是工人，所以属于“红五类”，插队地点就在北京市怀柔县（现在的怀柔区）。但据说她离家的时候，岳母像生离死别一般，哭得死去活来。
妻子在农村表现非常好，劳动上是一把好手，敢跟当地社员比高低；生活上肯吃苦，周围的乡亲们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所以在农村劳动两年半以后，遇到大学开招“工农兵学员”，她就被推荐上了北京化工学院（现在的北京化工大学），学的是高分子化工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天桥路东的北京橡胶八厂当技术员。
我在结交女朋友方面毫无灵性可言，和妻子相识是别人介绍的。第一次见面是1974年春天，地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当时我已经28岁，她也26了，都算得上“大龄青年”。那时我还在北京房山县（现在的房山区）崇各庄公社豆各庄中学（现在叫青龙湖中学）当教师。
后来才知道，见面那天，我母亲和她的母亲悄悄地都去了，一个想看看未来的儿媳妇，一个想看看将来的女婿，但俩人互不相识。
妻子葛金凤性格爽朗，拍此照时我们尚未结婚（1974年夏）
我们的交往没有波澜壮阔，没有惊天动地，一切都顺乎自然。一年以后，我们领了结婚证，并在1975年4月30日正式成婚。
没想到，婚后不到一个月，她就出了工伤事故。
当时我已调到东城区五十五中学教书，一天下午突然接到电话，让我马上赶到积水潭医院。原来这天车间里一位工人请假，切片机上没有人干活。于是，她作为车间技术员就被临时指派顶岗。
那台机器是橡胶八厂自己制作的，算是“技术革新”的产物。快到中午时分，机器突然卡住不动了，她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去拉橡胶片，就在这时，锋利的刀头落了下来……
工人们哭喊着把机器停了下来，用最快的速度把她和断落的4根手指送到积水潭医院。可是，一切都晚了，医生们折腾了半天也没能接活一根指头，只得将断骨切齐，将表皮缝合。
从发生事故到离开手术室的几个小时里，她忍住钻心的剧痛，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但在医院见到满头大汗的我时，她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几十年来，她当时的样子和哭声始终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经过鉴定，她属于6级伤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