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关于爱新觉罗族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朝最后一次修“玉牒”。1915年，逊清廷又通知各地“宗室”、“觉罗”们呈报户口，准备再次续修家族宗谱。当时满清政府早已垮台，要做这件事很不容易，一直拖到1922年的农历闰五月才完成。
1935年，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次年8月，溥仪下了一道“圣旨”，明确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1907年、1922年的“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最后用铅字排印，精装为8大册。
入关前，爱新觉罗家族按满族习惯，从名字上分不出辈分。入关以后，康熙受汉族文化影响，给子孙取名也开始采用辈分字。他生有35子，除夭折的11子外，24个儿子一律使用“胤”（yìn）字作辈分字，还规定儿辈为“胤”字辈，孙辈为“弘”字辈，曾孙为“永”字辈。
1722年，按照避讳的规矩，雍正帝的那些兄弟就不能再用“胤”字作辈分字了，于是一律改为“允”字。惟一的例外是怡亲王允祥病逝时，雍正帝说他“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所以，特“恩准”他恢复名中的“胤”字。
乾隆年间，皇六子永画了一幅《岁朝图》，进呈给孝圣皇后，乾隆帝在画上的题诗中有“永绵亦载奉慈娱”一句。后来，乾隆取其中的“永、绵、亦（奕）、载”4字为近支宗室的字辈。1776年，又规定以后皇嗣取名要将“永、绵”二字改用“颐、曼”，而别的人仍用永、绵作字辈。
1825年，道光帝从大臣选出的10个字中，钦定了“溥、毓、恒、启”4字，作为“载”字以下的字辈。1857年，咸丰帝又续了“焘（tāo）、闿（kǎi）、增、祺”4字，作为“启”字以下的字辈。
因此，清朝宗室的字辈，前后计有14字：胤、弘、颐、曼、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
如果以努尔哈赤为第1代的话，那么皇太极是第2代，福临是第3代，玄烨是第4代，以后玄烨这一支系，胤（允）字辈是第5代，弘字辈是第6代，永字辈是第7代，绵字辈是第8代，奕字辈是第9代，载字辈是第10代，溥字辈是第 11代，毓字辈是第12代，恒字辈是第13代，启字辈是第14代，焘字辈是第15代，闿字辈是第16代，增字辈是第17代，祺字辈是第18代。
1937年，溥仪又增“敬、志、开、端、锡、英、源、盛、正、兆、懋、祥”12字，作为“祺”字以下的字辈，但估计更没有人会采用了。
我的父亲
父亲金恒茂属羊，生于1919年11月15日，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哥哥恒年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病故，嫂子带着孩子不知改嫁到哪里去了，所以父亲在家中是实际上的兄长。
父亲读书不多，断断续续地上到初中，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供养，他便辍学去找工作。恰逢电报局招工，他考试通过后成了一名报务员。当时打电报都是靠人工，报文要先译成数字或英文字母，再用莫尔斯电码发送出去。
父亲参加工作时的电报局被日本人把持着，因此他在日本人手下受了不少气。但父亲始终刚正不阿，而且在业务上很要强，发电报速度快，收发电报差错率低，是电报局的业务尖子，曾得过华北地区比赛的第一名。大概在1953年前后，记得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已担任北京电报局的报房主任，虽然多年不值机了，但我还看到过他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上被电键磨出的老茧。
解放后，父亲深刻感受到共产党是天下受苦人的大救星，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成长起来，经积极申请于1953年入了党，后来又被培养成干部。
1963年12月14日到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当时最可靠的通信手段还是电报。北京电报局的任务就是必须保证中央和周总理之间密码电报的畅通。父亲当时已升任中央报房主任，在周总理出访的两个半月里，他一直吃住在电报局，没有回过一次家。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被委派到北京电信学校任校长。他把学校办得扎扎实实，还特别关心所有教师和职工的工作和生活，与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父亲。“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人都吃不饱肚子，而我和弟弟都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我家又没有农村的亲戚，不能指望任何“外援”，所有能吃的就只有每个人的定量了。但每天吃饭，父亲都吃得很少，经常把自己不多的饭菜拨到我和弟弟的碗里。
弟弟哲民加入少先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很瘦，父母更是难掩满脸菜色。左一是我（1961年1月）
父亲是我家当年唯一患了浮肿病的人，腿上一按一个大坑。到医院看病，开出的“药”仅为一袋（约500克）黄豆粉。就是这救命的“药”，每次他还总让我和弟弟“帮”他喝上一口。
记得有一次，母亲的一位老同事（安居湘）来家看望，带来的礼物是一捆（约四五斤）新鲜的白薯藤，因为那位同事的工作地点在郊区，能从农民那里弄来一点能吃的东西。客人走后，我们把藤上的叶子小心地摘下来，留着用来包团子（外皮是玉米面，馅料是菜叶，上锅蒸熟食用），再把薯藤用刀切碎，加水后放到锅里熬了一个多小时，捞去渣子，最后得到一锅像稀浆糊一样的东西。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喝了个难得的“水饱”。
但父亲最倒霉的岁月还是在“文革”期间。他在1966年被诬为“历史反革命”而遭到残酷迫害，先被揪斗，后又下放劳动，最后被“发配”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在干校里，五十多岁的他仍被编入“壮劳力队”，做最苦最累的活，吃最差最少的饭，一向身体壮实的他很快变得又黑又瘦。一天在高强度的劳动中突发心肌梗死，从此落下了冠心病的病根。
当时母亲也被下放到河南，她们单位（北京电业管理局）的干校在罗山，与父亲所在的干校仅相隔几十里，但几年中两人在河南从未见过面。父亲的病情危重，被送到当地驻军的一所医院，母亲也接到了通知。当时母亲不知父亲是死是活，心中只抱着“见他最后一面”的唯一希望，不顾一切地赶到信阳。
军队的医生们救死扶伤，根本没有过问病人到底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马上采取了一切有效的抢救措施，终于把父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隔多年，父母每每提到此事，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终于被“解放”了，但身体也彻底垮了。他回到单位只上了几年班就退休了。
父亲晚年饱受疾病缠身之苦，除冠心病外，还有脑血栓、腰椎间盘突出等毛病，虽经数次住院治疗，病情却一次比一次严重。